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相比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者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而言，托尼·本尼特是文化研究的“后来者”，处于理论传统的继承与深化的位置，但这不影响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与鲜明可见的特色，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托尼·本尼特在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的活跃表现与实践影响更是奠定了他的位置与身份，他注重文化的经验性、治理性以及实效性，其文化研究理论与经验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既有呼应又有超越，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性、文化研究的政府性与治理性等具有不俗的理论见识，从而与五六十年代的雷蒙·威廉斯、七八十年代的特里·伊格尔顿共同构成了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谱系。本文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探索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与特色，特别是试图展现他的文化研究与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传统与经验的呼应／挑战、批判／超越的关系，以丰富对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认识。 一、托尼·本尼特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 在当下文化研究中，人们普遍会重点提到“英国文化研究”①，普遍认为这是当代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绕不开的理论传统。这种观念符合文化研究学术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但是人们习惯认为“英国文化研究”是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继承与实践拓展，甚至认为“英国文化研究”仅仅是指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那一历史时段的研究。在关于文化研究理论上，我们当然不能忽略“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的理论继承关系，但是，将“英国文化研究”仅仅局限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理论视野上就会窄化“英国文化研究”的概念。首先，“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正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也就是直接在CCCS工作过的成员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理查德·约翰生(Richard Johnson)和乔治·拉朗(Jorge Larrain)等，还包括没有直接在CCCS工作过但对“英国文化研究”同样有重要理论贡献的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人的理论研究与贡献；其次，“英国文化研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不仅仅指“伯明翰学派”那一个既定历史时段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之前的马修·阿诺德、利维斯传统与“伯明翰学派”之后的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的研究仍然属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之内，而且现在看来越来越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概念上看如此，从学术传统上看，“英国文化研究”也不仅仅是指“伯明翰学派”那一时期的研究，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理论观念构成和学术经验整合的学术传统。 在学术传统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基本上是在四个维度上展开的：其一，它是随着英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发展而发展的，与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迈进有极大的同一性。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大多经过了严格的职业化的学术训练，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后来的特里·伊格尔顿也是如此，英国文学的学术训练和职业培养使这批文化理论家获得了深入社会文化文本所必备的文学经验；其二，它是在对文化与道德、文化与素养、文化与高尚生活方式的培育、文化与卓越精英人才等观念的批判性超越中发展而来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对英国文化批评传统中的“利维斯主义”的审美道德意识和精英主义观念的批判性超越；其三，它是在对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的研究与关注、在对英国成人教育的职业训练以及对战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经验的深入总结与理论提升中发展而来的传统；最后，它还是在一系列理论思想催生中形成的传统，如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思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福柯的文化观念以及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学研究都对“英国文化研究”总结和提升英国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文化研究”有着“伯明翰学派”创造的辉煌的开端，所以人们往往更多地将“英国文化研究”与“伯明翰学派”联系在一起也不足为怪，但从上述学术谱系也可以看出，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内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告一段落之时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吸收多重理论资源与文化经验从而再度走向深入发展之日，特别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和全球化的“文化研究”思潮愈演愈烈，“英国文化研究”更加展现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当然与新一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学术贡献是分不开的，这其中就包括托尼·本尼特。 就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文化研究”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是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学术发展中的一处“重镇”。“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到托尼·本尼特这里，理论观念和实践方式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有对英国早期文化研究传统的呼应，也有从文化实践的当下语境和既定领域中开始的批判；既有理论建构和实践方式上的继承，更有在不同文化视野与文化语境中的超越。托尼·本尼特自己也曾认为他与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不同，[1](p.13)就学术传统而言，他从英国文学学科的学术训练获得的影响不是很鲜明，所以他的文化研究不像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那样注重对英国文学史经验的剖析和对话，他也不像“伯明翰学派”那样强调对“青年亚文化”与“商业文化”进行直接正面的研究，特别是对“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传统”，他表现出了宽容式的理解，更强调对之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注意到了雷蒙·威廉斯等人的批判的“二重性”立场以及对“英国文化研究”政治性选择的潜在影响。[1](p.17)就教育背景而言，托尼·本尼特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是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兴趣集中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所以他更多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关注文化问题和美学问题，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统计分析和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就学术经历而言，本尼特早年长期从事英国成人教育实践②，对英国社会底层文化经验与教育现状有深刻的体察，后来又长期受聘于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在文化的治理性、文化研究与文化机构、文化研究与文化政策、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等问题上既有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又有文化实践上的实际工作，所以相比“英国文化研究”的学院传统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经验性、实效性与参照性。最后，就哲学观念与思想方式而言，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八九十年代更加活跃③，所以，他对“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传统”、“阿尔都塞传统”以及文化研究中“文化分析”与“结构主义”的“两种范式”④没有明显的继承，他对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批判性也非常明显，而对福柯的“治理性”观念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则有明显的借鉴，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注重文化研究的治理性与实践研究，因而体现了对“英国文化研究”早期传统的超越性。其文化研究观念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传统，也不同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而是注重经验性、治理性、实效性的文化实践。但是他的这种超越也是建立在及时必要的理论呼应的基础上的，他充分重视了英国文化批评的经验来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上层建筑观念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唯物主义”传统都有明显的理论呼应，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性、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识，同时文化理论建构的色彩也非常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既超越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传统，又对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具有理论范式上的反思与深化，从而展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