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新左派”异军突起，它从根本上影响了英国政治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也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文化”转向。当时，“新左派”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身份政治。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霍尔(Stuart Hall)、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等先驱人物，面对激变的时代，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强有力地催生了“文化研究”，使其作为体制化学科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之内。与传统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以其政治性作为自己旗帜鲜明的理论特征，这种政治性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是格格不入的。 50年代的英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治大气候构造了“文化研究”自身的政治性特征，而英国“新左派”刊物则直接成为“文化研究”诞生的摇篮。创办于牛津大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 Left Review)、《新理性者》(New Reasoner)以及两刊物合并后创刊于伦敦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成为当时“文化研究”先驱人物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新左派评论》被公认为战后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在2010年《新左派评论》创刊五十周年之际，该刊出版纪念专辑，现任编辑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回顾性地概述了该刊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做出展望。该刊的第一任编辑、“当代文化研究之父”①霍尔撰写了《新左派的诞生及其时代》(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一文，老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发表了《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一文，这些文章使人们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此刊与“文化研究”之间深入的历史性关联。 一、作为“文化研究”序曲的“新左派”刊物 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促发了英国“新左派”阵营的建立②，也成为“老左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历史分界线。“老左派”反对“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新左派”的矛头直指权力独裁。当时，英国的社会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传统的主义和理论再难以对社会不同阶层产生以往那样的作用，“反文化”或“异常文化”③现象层出不穷。一个需要重新思考阶级、公民权力、法律与秩序的新社会形成了。 1956年，《大学与左派评论》诞生于英国牛律大学。“当时有四位编辑”④，即霍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泰勒(Charles Taylor)和皮尔森(Gabriel Pearson)。《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办之时，霍尔正在忙于准备博士论文，题目与詹姆斯小说研究有关。当时，霍尔的“新左派”观点处于萌生阶段，他对《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非常热心，既当编辑也当撰稿人。1957年，霍尔离开牛津来到伦敦布里斯顿和欧华区当代课教师，他把编辑工作又带到伦敦，地点就在伦敦的索霍区(Soho)，而这一地点后来成为《新左派评论》的诞生地。 1960年，为了减轻刊物的财力负担，《大学与左派评论》与《新理性者》这两本在内容和风格等实质问题上具有共识的刊物实施合并，创办了后来影响巨大的《新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每两个月出版一次。“没有60、70年代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对于欧洲理论的大量翻译介绍，文化研究就不会存在，也绝对不能存活过整个70年代。第二个刊物《新左派评论》也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译介了当时其他刊物没有关注的重要书籍”⑤。 合并之前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们，大多像霍尔一样，是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年轻学生，他们关心英国时局，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他们在刊物上开辟当时英国其他杂志没有关注的新话题，比如流行文化和电视文化等。而《新理性者》的创办人是萨维尔(John Saville)、汤普森和夫人德乐西(Dorothy Thompson)。他们普遍比《大学和左派评论》的编辑要年长一些。比较而言，汤普森的经历更为丰富。他在1952年就办过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是左派政治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在苏联侵占匈牙利之后，他宣布退出英国共产党，也因此无法专心于《新理性者》的编辑工作。威廉斯同时为这两本重要的“新左派”刊物撰稿，《新左派评论》创刊后继续投稿。威廉斯从来没有担当过这三本刊物的编辑工作，但他影响着刊物的内容和性质。他擅长文学和文学理论，并发展出从文化视角阐释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路径。威廉斯早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给霍尔及其他的年轻学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霍尔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位编辑，后来泰勒、塞缪尔加入帮忙，但时间不长，佩里·安德森于1962年加入该刊的编辑行列，直到目前还是该刊的编委。泰勒和塞缪尔等人的思想异常活跃，和汤普森一样，他们早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时期就关注马克思的人文主义、伦理和社团、苏联的共产主义等问题。他们热衷于探讨“无阶级的意义”(a sense of classlessness)⑥。《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由霍尔承担的。 《新左派评论》创刊的60年代初期，以报纸、电台、电视、电影等为主体的媒体工业对英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和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毒、朋克、摇滚、美国消费文化大举“入侵”，颠覆着英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人们开始质疑昔日社会的所谓的公正、理性、科学和权威。霍尔曾在《回首昨日，看当下，重估新左派》(Then and Now:a Re-evaluation of the New Left)一文中评价当时的“新左派”时指出：“左派深深植根于现实中，葛兰西曾经说‘关注当下存在的一切’，这一切不是你想象中的事情，不是你头脑中十年前的样子，也不是在文本中所表现的样子，而是现实中本来的事实：充满矛盾的、无情的事态。”⑦当时的“新左派”人物和人文领域里敏锐的知识分子，时刻关注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把它们与教育、学术联系起来。作为作者的威廉斯和作为编者的霍尔把《新左派评论》的主旨定位在对流行文化的理解和对现代媒体工业民主化的批判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亚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研究”早期的三大母题的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