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东方主义？什么是后东方主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眼光和文化身份认同。前者是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不平等俯视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眼光，后者是用“后”(post)话语对西方俯视东方的“东方主义”贬低式的“文化训导”加以消解和颠覆，在“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的文化自尊和平等对话中，重新获得正当的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自信！ 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需要从中西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路中走出来，思考更多更大范围超越金融危机之后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输出上看新世纪世界文化走向，还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重新确立，还是从避免文化战争而强调太空时代的三和文明，无论是从媒体发展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平面化问题，还是从文化产业考察中看全球化中是否存在“世界文化”来临或使全球文化处于碎片化问题，都能发现新视角和新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思想者必须尽可能从新角度发现问题，触及到当代学术复杂性和前沿性，体现出中国崛起中的大国文化安全意识、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这正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根基和情怀所在，也是可超越赛义德“东方主义”之后的“后东方主义”中国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守正创新与文化输出！ 一、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 “东方主义”是西方提出来的。赛义德(Edward W.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使用的Orientalism一词，中国学界大体译为：东方主义、东方学、东方论述、东方话语、东方学主义等，表明Orientalism一词的丰富性和不易把捉性。《牛津英文词典》解释：“Orientalism”一词最初于1769年被侯霍沃特(Holdswort)用来评论荷马。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大抵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是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的具有俯视性的视角。1850年至1945年间形成为规范化知识领域，进入大学和建立学会，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研究学科。20世纪东方学者也加入到对东方文化身份的研究中，东方学成为西方与东方共同探讨的国际性领域，但仍有文化立场文化身份的区别。 赛义德对Orientalism的阐释大抵有三层含义：其一，Orientalism是指对东方历史沿革、文化演进、民族特性学术研究的学科。他认为东方学的词尾是“-ism”，不像英文的“logy”（学说、哲理）为后缀的中性化色彩，“-ism”在英语中主要指一种“主义”，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所以“东方学是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一知识将东方的事物放在课堂、法庭、监狱或教科书中，以供人们仔细观察、研究、判断、约束或管制”①。赛义德强调了东方学作为强权知识与殖民意识形态、文化霸权之间的权力话语；②其二，Orientalism指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建立在“the Orient”（东方）和“the Occident”（西方）二元对立基础之上有关东方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③；其三，Orientalism“被视为一种规范化（或东方化）的写作方式、想象方式和研究方式，受适用于东方的各种要求、视角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支配。东方学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被教学，被研究，被管理，被评判”④。Orientalism具有福科意义上的权力话语性质，即在自我与他者话语中，东西方关系被等同于“看”与“被看”的关系，这构成了东方被他者化——被西方赋予次等文化身份意味的过程。换言之，东方主义指有关世界上被称作东方的这个目前重要而具有政治紧迫性地区的意识形态上的假定、形象和幻想。 赛义德通过分析殖民宗主国怎样想象性虚构“东方”进而贬抑东方的做法，力图弄清西方权力话语的潜在运作方式，从而揭示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在将东方“他者”化过程中的真正目的。可以说，他的写作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并构成对西方话语内部的自我批判与解构。他对东方主义研究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强权政治虚构或“发明”出一种虚弱的“东方”以显示“西方”优越的问题，展示“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的本质。赛义德倡导超越东西方对抗的激进立场，消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从东西方得以生成一种对话的良性发展的关系。他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应该怎样对全球化浪潮中的帝国主义政治社会制度加以批判？在我看来，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与现实、社会与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使《东方主义》这部“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著作，成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全面清理的里程碑。 尤为重要的是，赛义德注意到，东方主义表明西方文化内部出现了多种声音，也表明西方曲解东方的企图的落空。整个东方的崛起使全球总体性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权力中心主义已经面临即将到来的解体和世界文化政治新格局。在这个基点上，他不赞同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而倡导通过交流对话使文化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因为，“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看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⑤我们不妨追问：赛义德是如何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重新发现的？东方文明是如何成为被西方人强行扭曲改造的历史？东方作为一种被西方中心主义忽略的存在，怎样巩固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而使其变成落后民族的代言人，甚至成为诠释东方文化的合法权威？在我看来，《东方主义》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将研究的触角指向了东方这一向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和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赛义德憧憬消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远景：人类像巨大的容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像大海一样尽可能地容纳东西方的一切。 东方主义大体上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带有变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在西方的巨型想象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文化镜像的“他者”，从而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既有前现代即农业社会的传统血缘关系注重亲情关系，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竞争、金钱和现代时间观，同时，还有后现代式游戏多元人生的灰色情调。这些东西同时涌进中国，使得中国面对世界时出现了两重语境：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性，而西方已经走出他们的现代性；第二方面是我们总是向西方这个“先生”学习，可西方的先生老是打我们侵略我们。中国还该不该学习西方？是不是西方人走出现代性以后我们就不再进入现代性呢？是否他们打过我们，我们就不再向他们学习呢？我们能在现代性语境中拒绝学习吗？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问题的社会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