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观念对于社会线性进化的表述、民族国家的论说以及科学与民主的想象，不但为革命话语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而且使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意义。所谓只有革命才能把古老的中华帝国从蒙昧黑暗的历史中解救出来的论断，尽管充满着历史的后见之明，但演绎的启蒙逻辑却清楚地表明，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已构成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随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也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它的最初规划。 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来，当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都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参与到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时候，启蒙却在各种消解神圣的叫嚣中被简化为知识分子自我崇高化的冲动，革命也在反思历史的名堂下被妖魔化为撒旦主义式的“原罪”。①即使那些坚持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多元现代性的口号下寻找起所谓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而粉墨登场的各式后学理论家们，则在急切地宣告着“后现代性”已经或即将全面登陆中国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所谓“多元现代性”究竟是在坚持现代性社会改造方案前提下的继续启蒙，还是对前现代专制制度的无耻辩护？与“后现代性”预言究竟是对现代性方案种种弊端的激烈批判，还是对其合理扩张的积极代言？这其实已不再是一个迫切的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了，而多种答案的和平共处，却似乎在昭示着莺歌燕舞的后革命时代的到来。 一 启蒙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它首先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摆脱宗教神学束缚为目标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为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充当理论先导，并最终促使了其主导的现代社会的生成。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发展了一套理性至上的信仰，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认为唯有通过积极的实践，才能不断把人自身从愚昧引向智慧，从束缚引向解放，从黑暗引向光明。这种历史目的论观念既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结果，又反过来为其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合法性证明，而两者相互为用，于是就在社会改造的意义上形成了所谓启蒙现代性方案。但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看似能把人类从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以及从神话和宗教等非理性活动中解脱出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自由的社会改造方案”，却从来没被完整地实施过。②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并没遵照启蒙思想家的规划按部就班地展开，而总是充满多种矛盾因素的相互斗争，其到目前为止的形态以及关于这个形态的诸种解释，正是这些相互斗争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所展现出的诸多因素统称现代性，那么现代性无疑是一包含着丰富的内在矛盾和张力的概念，而启蒙现代性不过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其他如盛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所持的强烈批判态度，无疑构成了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它与启蒙的任何矛盾和纠结也都内在于现代性的基本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及其信仰者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所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所做的设想，不但不外在于现代性，而且因为与启蒙现代性共享太多内容而完全可以算作对它的积极修正。所以，无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有着不同以往阶级斗争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革命的指导思想开始建立在崇尚理性与相信未来的目的论历史观上，而那些革命的鼓动者和参与者，借用汪晖的话来说，则将自己的活动理解为“通达某一终极目标的途径”，并形成一种“将存在意义与所属时代相关联的态度”。③革命及其话语就不但在启蒙现代性的逻辑上为反对或推翻现有体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而且以其对美好前景令人折服的论证完成了必须的群众动员。 而诚如杜赞奇所指出的，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这种启蒙现代性方案已成为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但因这信仰是在西方冲击下“被动”产生的，其关于社会线性进化的观念就不自觉地转换为一种弱国子民心态。④所以，这些启蒙知识分子总是充满着感时忧国的焦躁情怀，而向西方借镜，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似乎就成了他们试图把沉睡于黑暗中的不老帝国推向现代民族国家光明之途的唯一选择。梁启超的“新民立国”说，既把“新民”看作“立国”的条件，又把“立国”看作“新民”的目的，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启蒙现代性的基本逻辑。此后无论以个性解放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还是以人类解放为理想的无产阶级启蒙主义，尽管相互间充满了惨烈的政治斗争，也都不曾违背这个“新民立国”的前提。⑤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非但从来没有如李泽厚所宣称的那样被“救亡”压倒，⑥反倒是“救亡”的合法性总是建立在“启蒙”的国家危机论述之上。如果把“救亡”的所指大而化之，则辛亥志士向满清王朝的发难，与共产党人向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也都存在着把“革命”等同“救亡”的叙述策略。辛亥志士把满清腐朽看作亡国灭种危机之根源，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动员则把国民党政权看作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唯有对其革命才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把国家权力归还到“人民”的手中。 然而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尽管启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知识分子却在大一统的革命颂歌中丧失了启蒙者本应具有的批判能力，而成为王小波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无可否认的是，这段历史时期内，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启蒙主义在社会动员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有关现代性的信条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话语生产领域，而是通过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中。“相信未来”，诗人食指这句写于“文革”初期的诗句，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信。原来那种基于空间化的社会进化论而形成的弱国子民情结，已神奇地转换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曾经作为革命同盟军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这时候则成为了急欲清除和消解的对象，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要么被囊括进较高形式上的共产主义而受到空洞礼赞，要么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而遭到无情践踏。排斥或者转化异己因素而争取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从来就是启蒙现代性所竭力奉行的准则，但其对批判性因素构成的绝对压制，却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