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其大意是：当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不是令人快乐吗？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从远方来到这里结交新的朋友，不是令人快乐吗？ 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一堂，为此要对各位表示感谢，欢迎你们。能够在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同行面前做主席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我认为，这个话题对于我们大家而言意义重大，并且不乏挑战。我要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亚洲”以及亚洲以外地区的学者而言，身处在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如此强大、甚至是难以逾越的背景之下，他们所从事的跨国性学术交流会受到何种影响？ 一 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决定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为什么决定同大家一道思考这个问题。在筹划这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的时候，我（们）在每个环节都曾遭遇到，或者说是引发了时而是隐性、时而是显性的划分行为，例如对中国与非中国、“西方”与“东方”（本人在下文中还会提及这两个词）、欧洲／北美与亚洲的地域范围划分问题。有时，这些概念上的划分只是名称上的差异；有时，这种划分却具有其他的根源。我们是否能够对这种划分现象进行解析，以便理解得更清楚呢？ 我将举几个筹备过程中的例子来为我们在未来三天内将要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些思想的框架。最后，我要呼吁大家采取行动，去抵制某些条条框框可能会对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以免影响对未来的希望。然而，讨论这些话题并非易事。我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有时候，这些问题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因此而有所收获，承担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这次会议不仅会激励我们去应对这些问题，而且也是一次机遇，让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讨论这些问题并取得突破。 在探讨是否可以在中国举办这次会议的时候，我首次意识到东方主义／西方主义的思维可能会成为问题。当时有几位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惊讶地说：“没有人会参加的！”然后他们又抱怨说：“太远了！”结果对于第一种担心的回应是：与会者虽然与以前的会议——像在荷兰的莱顿、加拿大的渥太华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召开的前三次大会——有所不同，没有那么多来自欧洲和北美的同行，但仍然有很多人参加这次会议。这次有许多中国学者与会，而参加前几次大会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对于第二种忧虑——“太远了！”——我的回答同时也是问题：离哪里太远了？！ 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界——也许是一种想象，但却是必要的想象，因为我们所憧憬的是全世界的学者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不会有预先设定的近与远，其中的远近关系应该是复杂的。在这样的世界上，有多个中心、多个边缘，它们之间所有的这种远近关系都是在不断变换的条件下，根据相互的关系计算出来的。譬如说，我所说的“近处”也许是你所说的“远处”。我开展学术和日常活动的中心也许处于你的活动中心的边缘。 这些担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与欧洲和北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充满热忱的学者群体。学会创立之初，我们建立的关系都是我们熟识、信赖的人。关于全球性学者组织的设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设想克服了美国研究、拉美研究中的国家性格局，或者说是地区性格局。我们感谢首任主席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先生，以及到意大利的贝拉焦出席第一次大会并讨论筹建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的同行们。他们把梦想变为了现实，从而使我们的讨论跨域了多种界限，如国家、地区、南北半球、语言以及学科的界限。 然而，在亚洲举办我们的大会确实是一项新的挑战——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因为作为一个组织，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正在逐渐壮大。但是，这在许多方面让我们感到不舒服。首先，我们要说服参加前几届大会的同行们来参加这一届的大会。这意味着，要计算从巴西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巴西飞往里斯本的票价做比较；要计算从旧金山到北京的飞机票价，并与从旧金山到莱顿的票价相比；而且，要向来自以上地区的学者们证明，虽然机票贵一些，但与前几届相比，这里的住宿费、餐饮费、会务费要低得多。我要求助手在理事会召开之前寻找这方面的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可是，我明显感觉到，人们所感知到的并非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思想上的距离。为此付出时间和金钱是否“值得”？使这种距离感愈加强烈的是，在欧洲和北美，并无多少人读过从事美洲问题研究的知名中国学者的著作。2005年，在香港举行的由中美教育基金会(US-China Education Trust)主办的中国美国研究联络会(China American Studies Network Conference)上，资中筠教授曾就知识流动的不平衡状态做出过这样的总结：“在对相互的研究和著作的熟悉程度上，中美学者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差距……我们的美国同行几乎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美国研究著作”。① 确定了会议地点之后，开始实施计划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办事方式和“国际的”办事方式相关。当时，我们已经面临太多由于使用各种名号所造成的思想及政治上的困境。对于我们来说，部分的挑战在于要理解隐含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影响到了大的观念，又如何影响到了更加细微的内容，以及实际表现。比如说，我们所筹办的是邀请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参加的中国会议，还是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美国研究学会会议？组织会议的规范是要遵循中国的模式，还是另外一种模式（我所说的“另外一种”指的是国际美国研究学会在荷兰、加拿大和葡萄牙召开的前三届大会的模式）?膳食的准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5月，当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会议做筹备工作时，主办者曾经向我解释说，他们会为所有与会者提供膳食保障，而餐费包含在会务费当中，因为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惯例。在国际美国研究学会所举办的往届大会中，与会者会自行负担餐费，并自行选择是否出现盛大的宴会。如果与会者决定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数额就会增加；而不参加宴会，他的会务费用就会减少。我们最后选择的是包括一切费用的会务费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