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第一组课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第二组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丛书具有草创意义；第三组课题则有待开启，那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 第一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1)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2)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3)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机制。 第一组问题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本套丛书也有所推进。笔者曾经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在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西方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三种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决定着1250-1450、1450-1650、1650-1750年三个时段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对中国的表述策略。启蒙运动高潮时期，西方现代性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象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中国成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三种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出现。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构筑起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意义，同时设定停滞、专制、野蛮的中华帝国的“他者”形象。只有在中华帝国甚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停滞背景上，才能确认现代西方、现代西方的进步与现代西方在世界历史中优越中心的意义；只有在中华帝国代表的整个东方专制主义黑暗大地上，才能为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只有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野蛮性”的映衬下，才能充分展示、全面肯定西方现代文明。西方现代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将有关中国的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现代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的幻象空间，并从启蒙知识向帝国权力领域分配。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西方问题”也有“中国问题”。“西方问题”在于西方现代性的跨文化实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为西方现代性经验提供了自我确证的想象资源。西方现代性形成于跨文化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性自我，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中国问题”是西方现代性想象构筑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中国本土的知识精英的传释与自我东方化想象①，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进而影响现代中国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方向与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跨文化形象学领域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识形态或社会无意识意义上形成“互为主观性”与“互相他者化”的关系？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已经延伸到我们的三组课题的第二组与第三组。 第二组课题更进一步，研究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域的中国形象，它涉及三方面的问题：(1)世界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自身的特色与传统；(2)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的关系网络；(3)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实践中的权力结构。三方面的问题逐步深化细化，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色与传统本身，只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跨文化的中国形象流动的结构性联系，某种中国形象的“世界体系”。第二方面问题在于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关系网络中的多向性关系，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有其自身的视野、关怀与传统，同时又由于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受其他相关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复述”或“反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如日本的“东洋”观念下的中国形象，在上世纪前半叶对亚洲某些国家的中国形象有支配性影响。当然，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掌握着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其影响的范围与程度，决定于该国的文化国力。地区性大国可能影响该地区的中国形象，全球性大国则可能影响全球的中国形象。第三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叙事中的主宰力量，不同国家文化区的中国形象不仅可能彼此影响，而且，可能受到某种跨文化霸权力量的宰制，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中国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受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支配，反思“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的过程与方式，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