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177-08 1980年1月3日到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以群众投票的形式推选出了15首听众喜爱的歌曲；短短20天的时间，收到了25万封听众来信，听众来信每天平均1.2万封以上。2月，15首受听众欢迎的歌曲揭晓，公布的结果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2月16日，15首歌曲演唱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李谷一、李双江等“明星”登台献唱，场面极为热烈。 在当时，这样的评选结果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在于，这15首歌曲竟然全都是“抒情歌曲”，而且都是“独唱”。而在过去，人们生活中所接受的音乐几乎全是刚劲有力的进行曲、“重音乐”、群众歌曲、齐唱歌曲等，大家齐声高歌，慷慨激昂。而今天，个个浅吟低唱，委婉缠绵。从这次歌曲评选的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伊始，抒情歌曲(或称流行音乐、时代曲、轻音乐等)在群众中的流行程度，或者说，群众对抒情歌曲的欢迎程度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传唱天下的流行音乐现象，人们态度各异，甚至意见针锋相对，有人大呼过瘾，称这才是20世纪80年代的音调；有人感到震惊，称即使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士对大陆出现的流行音乐热都“不理解”，而我们却趋之若鹜。“市场”代替政治成为文化生产的支配性力量。 歌曲评选活动只是流行音乐在当时中国的接受情况的一张“试纸”。就在流行音乐在中国铺天盖地、传唱天下的时候，昔日“红光满面”的群众音乐却显得“灰头土脸”，处境艰难。 当时，歌曲刊物对这两类歌曲的抑扬态度是明显的。以1979年12月出版的《安徽音乐》第3期为例，该期集中发表了13首抒情歌曲，并配合发表了4篇为流行音乐辩护的文章和两帧周旋的照片。这些歌曲有《花》、《芙蓉赞》、《美丽的眼睛》、《等哟，等！》、《啊，玫瑰》等。可以看到，感情初萌的时期，人们还多是借“花”寄情。有人说到当时的刊物，“我曾翻阅了全国各省、市不少歌曲刊物，几乎绝大部分是独唱性的抒情歌曲，建国初期的那种反映歌唱建设者们高昂斗志的群众歌曲(或称齐唱歌曲)已是少得可怜。形成了在群众性的集体场合中缺少歌唱”①。这种说法看来并非夸张。 其实也不是缺少群众歌曲，那些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作曲家其实并不懈怠，他们仍然孜孜不倦，一如既往地创作，只是他们的创作这时很少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电台上播出、舞台上演出而已。 就连这次被列15首歌曲之首的《祝酒歌》的作曲者施光南的作品也不例外。他抱怨说，“最近电台播放的《台湾当归谣》、《吐鲁蕃的葡萄熟了》也只是我在1978年写的作品。电台有个规定：没有经过舞台演出考验的作品不能录音、广播。致使许多新作品在难得演出的状况下长期得不到宣传。尽管我的作品得到广播的比别的一些同志来说算是比较多的，但也只是我的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1978年的创作几乎还没上舞台和电台。不是没有生产出东西，而是‘生产力过剩’，想为人民多贡献些作品，却得不到和群众见面的机会。新作品得不到扶持，只能让它自生自灭”②。“想为人民多贡献些作品，却得不到和群众见面的机会”，这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生产力过剩”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对这样的“产品”不欢迎的缘故。这才是根本。针对流行歌曲对群众歌曲造成的挤压，有人“呼吁作曲家和广播电台在对抒情歌曲创作推广的同时，不要忽视了群众歌曲的创作和推广”③。 与作曲家辛辛苦苦创作了歌曲，却苦于无法面世，只有“关在抽屉里”里相对，另一些作曲家却纷纷模仿和尝试转向流行音乐的创作。其中体现在这些文艺家热衷于电影、电视片的音乐创作。 有了好的曲目，还要能“唱出来”，歌唱演员也是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者。有些演员为了调动观众的热情，在舞台上的“不严肃”的、“轻佻”的表现使得那些表情严肃的艺术家们大为惊怪。 有的演员迎合某些人的不健康的趣味，靠在舞台上耍噱头来赢得掌声，甚至某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唱《拉兹之歌》时，衣服往肩上一搭，背着脸出台，边走边唱……，这也就太过分了④。 当一位男演员蓄着卷卷长发，如荡似游地演唱《拉兹之歌》《卖布歌》一类的曲目，伴奏者高扬乐器，转向四方，摇摇晃晃“积极配合”。此时，一部分观众会报以狂热的掌声、吹口哨、叫好，甚至向舞台上扔东西。面对着这种“欢迎盛况”，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和演员是否头脑清醒呢？……这样的“效果”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是否相容？⑤ 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今天是司空见惯，在当时却是不可思议。“最近一、二年来，我看到一些歌唱演员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趣味，演唱上装腔作势，找噱头，唱法上也向某歌星靠拢。我常想，艺术家有没有应尽的社会职责？难道只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就可以丝毫不考虑要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吗？难道谁在演出中返场最多谁就最光荣吗？有些领导就看你返场多少，考虑票房价值多，而对音乐如何陶冶人们的情操，鼓励人们更好地工作、战斗、生活则考虑得很少。”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