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1-0152-08 晚清以降，中国历史进程重峦叠嶂，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关涉现代文化走向的重大转变发生。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的放弃华东而被迫开发华西，使之现代化，也许终要被人视为当代最富于革命意义的事件”。①《孟子·尽心上》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抗战后的西迁固然波澜壮阔，但千万人的心史，难以把捉的程度也同样惊人。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想象有深厚的关系；抗战前夕媒体的西部行记提供了具体渠道，从可把握的文学角度，提前透视战后民族共同体经验塑造中，西部中国的华夏边缘因素、西方现代化的因子、红色中国的建立等所发挥的作用。 从1934年年底开始，向西南和西北进行的红军长征和“剿匪”，作为互动事件，不断吸引大众媒体，把它们对“剿匪”的兴趣，从江西引向中国西部，也使1928年后媒体对“剿赤匪”的关注，与“九一八事变”以来因“开发西北”不断升温的对西部中国的关心两者合流。②拔得头筹的《大公报》，就有诸如循实《川东北剿赤印象记》、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等亲历记，而记者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系列西部行记，又最为成功，在创造销量奇迹的同时，还被沈从文、曹聚仁等新文学家不断表彰，认为他“值得人特别注意”③，是“时代的骄子”、“开创报告文学的彗星”。④西部中国与东部现代化差异性的文化因子，经由多种语词的塑造、透视，分外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眼中。而埃德加·斯诺等后紧随范长江的脚步，亲历延安红区，他们敞开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其风景与人物、精神与生活，因与国人“世界想象”的特殊关联，更是备受瞩目。 语词与西部中国的呈现 范长江跟随红军，穿行在现代化滞后的广阔西部。洮河地区为汉、藏、羌、回交合地。祁连山南北分别是青海、甘肃两省。南北延伸的贺兰山，东面宁夏，过黄河接陕北，西临阿拉善蒙古，南望兰州，北眺大青山而向包头，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界定西北地理与文化的畛域。据《明史·地理志》载，自明代以来这里就属于中华帝国腹地内陆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带，既是防止北面蒙古势力来犯，沿长城而设的宁夏固原、陕西榆林、延安和绥德等“九边”之西面重镇，又在维护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安全而筑的松潘和洮河等“诸边”沿线，而1930年代此地的民族态势还多少有明朝的遗绪，比如洮河藏族杨积庆土司“受封于明代，世袭已十余代”。⑤范长江用“我们东方人”称呼读者，也是1935年如张恨水《西游小记》等惯常使用的观察视野。⑥现代汉语受舶来印欧语系影响，人称代词“我们”并非许多可识别身份的客体之叠加，而是“我”与“非我”的联结。“我们东方人”的表述中，“我们”意指记者“我”和言说对象、报刊的读者“你”；而与之区隔的“非我”，即他，乃是与东方相对的“西部中国”。范长江及其周边媒体《国闻周报》、《大公报》上众多西行记，通过“旧”、“新”、“无”三类语词完成东西“两个”中国，及其背后现代性关系的述说。 所谓“旧语词”，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关于西部的诗文世界、传说故事、羁旅、远征的文人感受和历史史实。如杜甫《兵车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明杨一清《边城》“漠漠穷边路，迢迢一骑尘，四时常见雪，五月不知春”；唐岑参《送崔子还京》“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等，都内化到作者自己的西部书写中。几乎无一事不曾咏，无一景不相似，无一物不承载历史记忆因子；亲身经历证之以历史记载，酿就古今同一的感受。拥有共同历史记忆的人们，在如今，才可能切实成为同思共感的共同体。 另一为“新语词”。它们既有1935年长征的红军和“剿匪”的国民政府新近带入西部引发冲突的词汇、对西部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又有当地社会受新入语词冲击，龃龉、摩擦中，予以回应的本地方言，对于“我们东方的读者”来说，也是“新奇”的。1935年的红军长征和“剿匪”，直接引导两种现代力量进入西部中国。一是红军带来的现代力量：打土豪、分田地，贴标语，贯彻苏维埃，开学校，开群众大会……正如奥托·布劳恩(李德)事后回忆，在占领遵义和桐梓后，“中央红军……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组织宣传鼓动队，召开群众天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储存物资和劳动工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分给穷人，建立自卫队和征募自愿兵，甚至还规划了土改的最初步骤”。⑦“展开”、“组织”、“召开”、“成立”、“没收”、“分发”、“建立”、“征募”、“规划”这一连串动词引导的动宾结构短语，生动地描述红军对当地的主动介入和改造。二是国民政府为追剿红军，在西部修公路，输入统一的国家理念和现代国民意识，完善现代政治运作模式和军队管理等。以四川及周边为例，为便于剿匪，川鄂、川陕、川黔三大公路开始修建，西南和西北跨省级的公路网络得以连通。⑧而蒋介石亲到西部督剿，强调落实“新生活运动”，“剿匪”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⑨ 可以说，重振社会价值伦理、行为规范，重构一个现代的秩序化社会，是国共两方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军事之斗背后，亦是两种现代秩序的对抗。当时在西部乡村随处可见的标语，如徐向前部队在涪江旁的中坝留下的“平分土地”、“赤化全川”、“武装拥护苏联”，岷河沿岸镇集处处是表现国民政府政绩的“××委员(或×长)为开发西北而来！”、“欢迎××委员保护西北民众”⑩等等，即是这两种现代力量对抗最外在的表征。有时候，一块墙壁被反复书写。《黔滇川旅行记》的作者薛绍铭在遵义发现：“城内标语，多被洗刷，乡间则因不胜洗刷，残留者仍多。其标语下所书部队番号，多为暗号，如‘红教政’、‘红南政’、‘红贵政’等。国军之标语亦然，如‘广东政’、‘天津宣’、‘台湾政’、‘明光党’等。”(11)受苏联及欧美影响的敌对两方，现代化的宣传手段，有相似之处。在强大的现代化潮流面前、滞后而边缘的西部中国，各种文化元素急剧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