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1-0175-05 类似于艾布拉姆斯给文学批评理论勾勒出“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四要素模式图，理查德·约翰逊也给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理论描画了一幅四要素路线图：生活的文化(社会关系)-生产-文本-阅读。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1]p47他的路线图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研究各种理论、方法、立场和观点有一个格式塔式的宏观把握，又便于窥见各自的理论差异和局限性，而作者的志愿更在于：此图式“可以为未来理想方法的发展或这些方法的改造或综合提供向导”。[1]p14我们认为，“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本文将其简称为“文本文化研究模式”)乃是探索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创新的关捩点。“文本化”问题贯穿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学/文化研究的学术进路。正如詹姆逊所说，“文本性”(textuality)作为当代文化研究转型的表征，为“一些晚近的批评论著提供了更广泛地思考新的概念范畴的基本原则”。[2]p55而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一旦如约翰逊所愿，向“生产”、“阅读”和“生活的文化”等纬度加以渗透或兼容，对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完善将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一、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生成 文本文化研究模式是怎样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从历时性角度为文化研究概括出一个模式转换路线图：文化主义-结构主义-霸权理论。其中，霍尔所说的“文化主义”是指理查德·霍加持、雷蒙·威廉斯、汤普逊等早期文化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范式。1970年代以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文化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是为“结构主义”范式。霍尔认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主义的“文化”指生活方式，结构主义的“文化”指再现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的语言和范畴。二是对“经验”的理解相异。文化主义认为经验意识的基础，“而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1]p60生活方式或“经验”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框架，更深一层次，为“语言”所“建构”，阿尔都塞由此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全新视角。自此以往，阶级、性别、种族、主体、经验、身份、身体、历史、地理、影像等等，无不被建构化、文本化，从而促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本文化研究大潮。约翰逊所说的“基于文本的”文化研究指的正是阿尔都塞所开启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范式，他用“结构主义的简缩”一语来把握其整体特色，不过又扩大了范围，包括“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形式主义”。[1]p35 霍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将此范式局限于阿尔都塞，而是将其根源一直追溯到“语言学转向”：“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挪用了索绪尔以后的语言学范式，为‘人文文化(科)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富有活力的全新前景。”[1]p58詹姆逊也曾一语道破：“研究文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到语言格式上，再从语言格式推演出人们的思维方法。”[3]p136可以说，文本文化研究模式的生成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根源，离不开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以及文本形式主义的理论累积，具体说来，主要有四大成因： 第一，摒弃“指涉物”。古典文艺理论的现实观建立在朴素的实在论基础之上，人们相信，艺术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达·芬奇的“镜子”说是传统文学再现论的代表，它们强调文学能够如实反映世界并达到真理。这种观念在现代受到“语言学转向”的肇事者之一——索绪尔的挑战。在“能指—所指—指涉物”三要素关系上，索绪尔撇开了第三者，即语言可以组成自己的现实而不必转向自身以外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不必对应。这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流派主张文本脱离现实世界、作者或读者的总根源。伊格尔顿正确地指出：“索绪尔对于符号与所指物、词语与事物之间的任意关系的强调，有助于将文本从它的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而把它造成一个自主自律的对象。”[4]p97只有将符号的所指物悬置起来，文本自身的形式和结构才会得以深入研究。 第二，“建构主义”。语言给我们的是词与概念，绝不是物。因此，我们在自然中所看到和描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语言系统使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现实不是被语言反映的而是被语言建构出来的。列维-斯特劳斯由此确立起语言结构本体论，强调语言结构对世界的构成和组合功能，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了。萨皮尔和沃尔夫也将语言结构扩展到社会行为的其他领域，得出结论：“文化的‘形态’，或称一个社团的总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由那种文化的语言所决定，或者显然由该文化的语言以同样的方式所‘结构’而成的”。[5]p23现实和文化都是建构的产物，都被“文本化”了，这一建构主义观点彻底颠覆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语言/文化观，而后结构主义在摆脱结构主义追求恒定结构的本质主义弊端之后，将此“建构主义”进行到底，加强了理论自反性的拷问，兴起反本质主义文化思潮。 第三，“语言乌托邦”。艾布拉姆斯说：“当今的许多符号学学者也是结构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把任何一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产物，都当作差异分明的因素、功能‘代码’和组合规则的自足、自律的层次结构来研究。”[6]p316语言学/符号学成为研究所有其它社会符号系统的基本方法。自1960年代始，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把亲族关系、图腾体系、食物的准备方式等等现象和习俗都看作是“拟语言”或独立的意义结构。罗兰·巴特运用索绪尔式的原则和方法，评论和分析了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神话”到妇女时装广告、职业拳击比赛、儿童玩具、装饰性烹调术乃至脱衣舞的组成因素和代码。这就成为一种“语言乌托邦”了，“语言及相应的语言论成为美学的中心和理想境界”。[7]p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