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一个评审委员会工作，为某一亚洲国别文学教席确定人选。不少申请者在个人简历和附信中声称，自己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并特别指出，除了具备经典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还广泛涉猎了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电影、性别、种族或民间传统(民间传说、现场表演、动画片等)。我和我的同事都为候选人研究领域的多样化而倍感兴奋，可是当细读其著作时，兴奋变成了失望。大多数著作流于肤浅，满篇皆是空洞之辞、泛泛而论和千篇一律的观点。人人似乎无所不知，企图囊括一切流行论题，可是哪个问题都无法澄清。 人们往往抱怨这些申请者的研究质量以及研究领域的普遍现状，我却主张把这次评审经验置于一个更大的知识语境之中，以便理解“东亚语言文学”学科这个北美地区不少任教者的学术家园是如何变化和得以重塑的。这些变化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探索方式或研究领域，文化研究自身也正经历着变化的过程。本文将考察文化研究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探讨这些变化如何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内部问题及其动力。今天，文学的衰落和文化研究的盛行彻底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方向，我们可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以更具全球性和政治性的方式重新界定文学研究。 一、西蒙·杜林的文化研究谱系 在北美地区，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各种文化研究”的同义词。尽管从未断然排除“主流文化”(白人、异性恋、经济稳定者的文化)，被研究的文化的主体仍是“外国文化”或“亚文化”(异域、女性、殖民地、同性恋或穷人)。从文化研究的学科状况可见一斑：我们很难想象北美地区英文系以专事“文化研究”而沾沾自喜，外国文学、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往往以具有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倍感自豪。当然，这并非是指英文系不从事文化研究。英文系的结构设置历来都很明确，以便对不同时期和各种体裁的文学展开研究。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来看，文化研究的“异域文化”涵义一开始就造成了两难境地。同北美地区的英文系一样，汉语地区的中文系并未在制度上显示出对文化研究的强烈兴趣，热衷于文化研究的中国学生都集中在比较文学、人类学和外国文学学科领域。然而，由于“异域文化”的根基是西方视角，研究主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中国文化，透过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眼睛，再加上中国学者借用西方前沿理论所做的细读，中国文化被加倍地间离或陌生化。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参与北美地区外国研究项目的学生把19、20世纪之交中国或日本的有轨电车或时尚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加以研究毫无困难，而中国的外国文学专业学生却不被鼓励去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时尚，除非有助于阐释那个时期的文学。这并非由于北美地区学者不关心自身社会的文化形态，而由于他们都在固定的学科领域内进行研究，尽管偶尔也会开展跨学科对话。时代广场的大型广告牌属于“传播研究”范畴，电视真人秀划归“媒体研究”，好莱坞大片则是“电影研究”的专利。每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独特而明确的研究方法，为方便起见，酷儿、异域或边缘研究都被归为文化研究或女性研究这样的跨学科领域。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研究没有把它们囊括在内，而是对国外不同学科所研究的流行文化或至少是作为流行文化的酷儿文化(消费偶像、视觉材料、文化产品的全球流通)特别感兴趣。北美地区的文化研究往往指向在“本”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不断划界的同时反抗现存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相互对立的政治，而汉语区的文化研究不约而同地关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行文化，无意中鼓励了“反抗”或“颠覆”话语中的国家权力。被颠覆的并非是国家合法性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往往是含混模糊的“强势意识形态”。由于缺乏确定的研究领域或一以贯之的方法，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化研究加剧了最初的一些问题：缺乏界定清晰的研究主题，在国家主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固有的“文化”差别有别于西方主流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关于文化研究最全面的指南之一是西蒙·杜林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在“前言”中，杜林首先承认了文化研究的“非学科性”和多义性，同时也确信：文化研究着眼于“当代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的单数形式，稍后我们再来谈单数形式的当代文化概念。杜林把文化研究的源头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时值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cy)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出版。杜林宣称，这两部著作赋予早期文化研究两个鲜明的特征：1.主体性，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关乎个人和人种志，同时涉及被观察者和观察者；2.参与性，指的是个人对于所处环境与时代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关注。这两个早期特征使得文化研究从历来探究超验、客观、长时段和非政治性问题的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霍加特所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石，该中心培养和吸引了诸如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威利斯等不少学者。 霍加特和威廉斯之所以自愿投身于文化研究，与他们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以及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财产流失和迅速解体有关。在他们看来，“文化”标志着需要去参与、拯救和品味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最终都依赖于试图从社会和文化上干预个体的“社会民主权力集团”，然而不断增长的国家权力越来越令人不安，其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70年代，早期文化研究吸收了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认为文化霸权不仅通过高压统治而且通过大众舆论起作用。米歇尔·福柯关于文化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思想也开始对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杜林所概括的那样，“治理术”意味着“通过教育体制，生产出大多数顺从或‘温驯’的公民”②，而这种教育体制正是“社会民主权力集团”力图加以改造的。 杜林把法国模式(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皮埃尔·布迪厄)的影响与80年代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领导的“新右派”对“社会民主权力集团”的取代相联系。法国模式强调缺少一个“可以引导许多领域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的中介，杜林对此进行了批判。在法国模式中，存在“一个倾向，坚信文化乌托邦的力量和那些反抗形式只存在于更大的、貌似坚不可摧的体制的罅隙和缺口中”③。文化研究对此相对非政治化分析的接受与撒切尔主义极力减少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逻辑有关：经济体制越自由，对于个人自控的期望就越高，在无懈可击、去除中心的体制内部文化生产的潜力就越大。然而，在撒切尔主义经济理性主义与其一贯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内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