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等层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型大学开始出现，一些原有的技术学院也开始转型，这为较多来自普通劳动阶层的学生与教员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的滥觞提供了阵地，即“重新形成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意识与文化”①。知识界面对社会表象的变化，试图在汲取原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探索背后的成因，对社会文化进行新的认识和解释，文化研究由此在英国兴起并迅速蔓延。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同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伯迪奇、托尼·杰弗逊和安吉拉·麦克罗比等人发起了这场具有人文学术社会学转向意义的知识运动，被后人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关于“文化”的传统界定，使文化研究并不简单对应于关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而是“一个综合了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媒体理论、影视研究、文化人类学、哲学、博物馆研究和艺术史/艺术批评的学科，它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现象”②。他们既关注意识形态和体制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关注文化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引导作用。其中，威廉斯关于“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③的主张最能代表这一立场。所以，该学派从一开始就关注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持批判态度。虽然由于研究经费等复杂原因，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被迫关闭④，但是，文化研究在推进传统人文学术领域方面所提倡的研究理念却极大地影响了学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根据特纳的定义，“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汇合了某些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现有学科尚不能让人们理解的现象和关系”⑤。詹姆逊亦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所针对的是其它学科的局限⑥。迄今为止，文化研究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以跨学科知识学方式诠释社会现实的学术前沿阵地，对人文学术各个分支固有的研究模式、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这是全球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同时，文学批评同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遭遇和结合，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本身的理论空间。 文学批评的源头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著《诗学》，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却是20世纪的事情。时至60年代，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鼎盛时期，90年代式微，甚至出现反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繁荣时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的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其最重要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即作品(work)、世界(universe)、艺术家(artist)和欣赏者(audience)⑦。这四个要素的关系构成一个以作品为中心的三角形。考察作品同任一其他要素(世界、艺术家、欣赏者)的关系，就分别形成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如果把作品视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品来研究，就形成第四种研究视角。于是，在艾氏的理论框架下，文学批评自然形成四种基本的理论模式：关注作品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模仿理论，关注作品和欣赏者之间关系的实用理论，关注作品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表现理论，以及关注作品本身美学价值的客观理论。 艾布拉姆斯提出的这四种理论模式涵盖了西方文学批评各理论流派涉猎的关系，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文学批评的特征以及各批评要素之间的关系。虽然该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但这四种理论模式极具预言性地概括了在此之后出现的不少文学批评模式：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等把作品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考察作品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应被视为模仿理论的范例；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考察读者在阅读和接受作品过程中发生的反应，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甚至构成对作品的二度创作，这当属艾氏理论中的实用理论模式；精神分析和传记批评的视角致力于考察作品背后承载的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是艾氏模式中的表现理论模式；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关注作品的美学形式，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揭示作品的美学特征，这当属艾布拉姆斯理论框架中的客观理论模式。艾氏理论的影响力是广泛而深远的，虽然近年来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对其所做的批评初现端倪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依然无法超越艾氏根据文学批评四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建构的理论模式。艾氏理论一度成为文学批评的权威话语。 在艾氏提出文学批评四要素三十多年后的1987年，时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理查德·约翰逊发表了文章《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⑨。这篇文章对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了系统的界定，因此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宣言书。约翰逊在此文中提出，为了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有为“文化研究”下定义的“迫切性”。他进而明确了定义文化研究的几种策略，如：可以考察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可以描述文化研究所研究的对象，亦可以界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约翰逊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批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