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1-0129-10 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全球崛起及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在1980年代，对于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变量的兴趣开始复兴”——引发了诞生于英国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环球之旅；198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从英国先后播散到并扎根于澳大利亚、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最终建立起了“三A轴心”(Triple-A Axis)的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因为多数文化研究理论家乃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Fiske:ix)所以，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显在地呈现出随着文化理论家的全球流动而播散的特征，比如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从英国移师澳大利亚、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和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欧洲返澳，直接催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形成与迅速壮大则在相当程度上联系着“伯明翰的美国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返美、英国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漂流到美国。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及其“三A轴心”的建立自有多种因素的纠缠，已然播散、正在播散的文化研究在分享其应有的同质性的同时，展现出日渐丰富的异质性与多元性。 建立中继站 1964年诞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BCCCS或CCCS)以降，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反学科的学科逐渐播散到不列颠各地：“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课程与学位。”(陈光兴：10)一方面，继伯明翰大学、开放大学在1980年代开始提供文化研究本科教育之后，不列颠岛内迄今已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了文化研究学位课程，比如英格兰的伦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已然进入英国中学的A级教育证书系统(GCE A-level)，①成为英国中学生毕业会考的九门功课之一。促成文化研究在不列颠岛内各级教育机构扩散的，除其已获认可的学科地位、文化理论家的流动外，还包括英国政府在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比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定期发行的《文化研究工作底稿》(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基于此的正式出版物、以及《银幕》(Screen)及其前身《银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文学教学政治》(The LTP Journal)、《新结构》(New Formations)等。另外，霍尔(Stuart Hall)担纲的开放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其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首先，它有效地调节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作为能动者的读者与被结构的读者之间的矛盾；(Easthope：178)其次，它通过U203培养了大批文化研究实践者及推广者；②再次，它精心编写了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必需的系列文化研究教材。 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在勉力跻身于不列颠岛之后，竭力在岛外开疆掠地，澳大利亚因此成了它拓展“海外殖民地”的中继站。在1980年代中期移居澳大利亚的菲斯克、哈特利(John Hartley)、本尼特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催化作用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手段应付这一修辞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的盛行等力量，最终合力孕育出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正因如此，一方面弗柔(John Frow)、墨美姬等澳大利亚本土学者强调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并非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自有原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并不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感兴趣于理论： 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始终更感兴趣于发展特定形式的象征行为的含义、特定时刻的文化实践的影响，而不是去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Frow and Morris:xiv) 具体讲，受“理论工作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的指引，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主要致力于考察媒体的性别与种族表征、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大众文化的用途、公众的政治、空间的实践等实践领域，并取得了诸多不可替代的成就，比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之中”。 为了避免让自己陷入斯文兰登(A.Sivannandan)所谓的“进退维谷”，③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将自己的学术志趣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转移到了文化与媒体政策的研究当中，以期通过重走雷蒙·威廉斯1950年代之路，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本尼特基于对威廉斯式、葛兰西式、阿尔都塞式文化研究等既有文化研究传统的考察，呼吁基于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他的“政府管理”(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控”(police)观念，同时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之中”，致力于“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考察文化实践”。(Bennett：23)必须指出的是，本尼特并非意在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作用于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等领域的地方性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参与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制定。本尼特得到了诸多学界人士的支持与响应：库宁汉姆(Stuart Cunningham)的《结构文化——澳大利亚的批评与政策》和《政策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奥里根(Tom O' Regan)的《(错误地)采取政策——关于文化政策辩论的笔记》和《澳大利亚电视文化》，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辉煌一时，成为文化研究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成员之一，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The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于1992年成立以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每年都举办文化研究大会，成功地吸引着澳大利亚乃至亚洲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者，有效地发挥了文化研究的播散中继站作用。正因有了在澳大利亚的成功尝试，墨美姬顺利地把文化研究的火种带到了香港、菲斯克轻松地把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移植到美国，虽然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他们的相继离开，新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已今非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