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2010.2.15～22 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整体，但整体中的部分可以各有特点。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经典文献中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不能简单归为儒家精神。中华民族经典中包含的智慧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对文化经典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可能全是精华而没有杂质。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翻版或缩影。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确出现了某些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类似的现象。但历史中任何类似的现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时代或制度下，却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我们不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十全十美，是包医百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是必须将之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道。例如企图以中国文化来解决西方的制度性危机，这是一种文化迷信。任何思想学说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导向的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就可以从中华民族文化这座宝库中吸收丰富的资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时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中国文化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不等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要当代化、科学化，不能使现代成为传统的注脚。 《管子》中的孝道伦理 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孝感学院学报》，2010.3.10～13 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如火如荼。但是，有关《管子》一书中孝道伦理的阐述与探讨，似乎尚无人问及。在《管子》中，充分体现了相互关联性的忠道（君臣关系）和孝道（父子关系）两个方面，且二者往往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管子·形势》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孝道伦理，在古代中国非徒为家庭、宗族的血缘守则，亦为乡党、地方的维持规则，更属国家引导教化的治理法则。这是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最伟大处。而在《管子》中，已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管子·幼官》云：“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管子·戒》云：“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叁宥而后弊。”这里，很明显是自国家政策高度，强调对孤老鳏寡废疾者的照顾、体恤。《管子》还把孝与不孝作为诛赏的依据。选士既首以好学慈孝，则惩恶亦必以不孝为先。不慈不孝之人必去之。要之，《管子》中的孝道伦理内容极为丰富，阐论极为精微，对其研究应该深入。 “二十四番花信风”考 程杰（南京师范大学）/《阅江学刊》，2010.1.111～122 花信风，是指春天应花期而至的风，属于物候学中的风侯一类，但由于其中包含了明确的花卉信息，也被视为园艺方面的花历月令。现存有关“花信风”最早的明确解说见于南宋程天昌的《演繁露》卷一。文中提到《岁时记》，很多人认为是南朝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其实是徐锴所著的《岁时广记》。后书已经失传。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侯，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后期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纵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但该说将花信风的起始时间上推至小寒，不仅与宋人关于花信风起于初春（立春）的说法不合，而且所说小寒、大寒两气的几种花信与实际花期误差明显。为此，清人王延鼎提出了一套三春六气，每气四种花信的新说法。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还有一种就一年而言的说法，明杨慎称见于梁元帝《纂要》，但疑问颇多，对此王延鼎也提出了每月二信，全年共二十四花信的一套新说法，但都未见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