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兴衰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可怕，同时又是最普遍的现象之一。苏格兰学者帕特里克·格迪斯对此曾指出：“每一代历史文明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城邦国家开始兴起，而结束于一片枯骨狼藉的公共墓场，或死亡之城”。①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影响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有很多，如政治倾轧、战争摧残、环境与资源的枯竭、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传染病、交通与贸易的变化、种族与宗教冲突、人口的“爆棚”、社会与阶级矛盾等，曾使无数辉煌绝代的伟大城市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此外，甚至是一些极其偶然、并不起眼的历史事件或个人因素，如倾城之色与奸佞之徒，也可成为城市兴衰的直接导火索。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忽视，文化始终是影响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而永恒的关键要素。在文化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的深层联系。简言之，首先，不同于自然记号的文化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是人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类本质，如卡西尔所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② 其次，文化是城市这一特殊的人类聚集与生活空间的本质属性与重要功能，如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③ 由是可知，文化既直接关涉到城市的主体方面，又在深层牵连着城市的本质，这是文化与城市兴衰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根源。 在学理上讲，由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城市又以其异质性与多元化区别于乡村社会的简单与淳朴，因而，仅仅停留在“文化影响城市”的层面，就难免使研究本身走向空疏和浮泛。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形态中，文化与城市兴衰的关系又有所不同，只有对其作逻辑分层与微观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其内在机制。综合西方城市社会学与当代都市文化学的相关研究，城市形态可划分为起源阶段的混沌形态、以“政治型”为主流的古代城市和以“经济型”为深层结构的现代城市，它们直接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对城市兴衰的影响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由此出发对文化与城市的相互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与现代阐释，可发现或建构出“文化影响城市兴衰”的一般规律或普适性原理，并为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启示。 二 在城市尚未出现的时期以及在城市起源过程中，文化就已经是其最重要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与乡村等小型聚落形态在起源上偏重于各种实用目的与功能不同，城市这一巨型聚落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文化生产与精神活动的结晶与成果。 关于城市起源与城市文化的论述尽管很多，但在逻辑上可将其归纳为两种针锋相对的话语谱系：一是为一般人所熟知与接受的观点，其核心可归纳为“先有城市，后有文化”，即把城市文化理解为城市的产物或派生物。二是以美国学者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研究，他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先有文化，后有城市”。芒福德对此的论证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的起源可一直追溯到原始聚落中的文化功能与精神活动，这不仅在时间上早于村庄与城镇的出现，也早于后来作为城市要素的经济、商业、军事等。芒福德指出：“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出现，远在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还未形成功能齐备、健全的整体环境之时，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就已存在于上述那些原始结构之中了。”④ 其次，从城市原型的角度看，尽管城市的基本内容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与财富，但这只是表象；城市之所以不同于乡村，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聚会与交流的文化活动中心，这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圣地”中就已经出现的原型：“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⑤由此可知，正是先有了超越自然目的与各种实用意图的精神与艺术活动，有了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然后才在这个观念、目标与需要的引导下逐渐发展出城市这个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空间神话。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原始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不仅是城市起源与发生的母体与第一推动力，在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史上也一直是城市本质的直观再现与最高代表。“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⑥ 由此可知，城市与人类其他聚落形态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人口、空间与经济规模，而因其始终是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生活方式的中心与象征。这既是城市总是吸引大量人口与各种资源，也是城市生活具有永恒魅力与诱惑的根源。正如柏拉图《法律篇》所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⑦ 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突显了文化在城市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中更是如此。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厌恶、痛恨、诅咒乃至希望它彻底解体的内在根源。对此，只有深刻地领会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在实践中一方面修复受到严重损害的城市文化功能，另一方面创造出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有意义、更美好”的新生活，才有可能预防、减缓或阻止当代城市的衰落进程或程度。而对于仍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中国城市而言，最关键的无疑是首先要获得一种深刻的精神觉醒，即真正意识到，从作为城市胚胎的原始聚落直到作为其最高发展形态的当代城市群，文化与精神始终是影响城市兴衰的一个关键要素与重要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