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西方一再努力，试图使中国进入其构想的涵盖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思想与物质体系。为了这一长期的目标，他们设想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理论框架以及概念模型来阐述和解释中国历史和文明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这些理论、方法以及模型都受控于一系列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反映在涉及汉学研究的西方学术界以及与西方汉学相对应的中国国学界。汉学是关注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学术分支。由于这些问题是汉学的自然产物，它们都可被归入笔者称之为“Sinologism”（汉学主义）的观念范畴。“Sinologism”是笔者新创的一个英文词，用来综合概括西方在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长期过程中所体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典型特征。①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根据广为人知的用法，汉学作为西方研究中国及中国文明的一门学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欧洲，汉学通常是指中国研究；而在美国学术界，它所指的范围较窄，通常是指以考证的方式为特征、对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学、历史、思想以及艺术进行的研究，这种考据式研究强调的是对中国文明的实证材料从事历史与文本的分析。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Schafer）甚至将汉学的范围缩得更窄，说成是对古代汉语文本的语言学研究。② 根据西方近期的一项调查，汉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学者对自己的文明的研究”。③ 在中国，汉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同名的研究，本义指“汉语典籍的学术研究”。汉学在中国有个对应的称谓，即“国学”。 尽管汉学在西方学术界是一种区域性研究，但是，研究伊始，汉学就具备广泛的国际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时期。不过，作为一项区域性研究，对中国的系统研究一般公认为始于16世纪。当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前往中国，目的是要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1552-1610）。早期汉学集中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兼容，因而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为“迁就主义”的范式④。之所以称为“迁就范式”，是因为西方学者试图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纳入欧洲体系。该范式由利玛窦发起，接着受到了欧洲主要思想家和学者的热烈支持。这些学者包括了莱布尼茨，他认为无论是对于欧洲处于自身利益来了解中国，还是对于中国接纳欧洲观点和事物，这种范式都是必不可少的。⑤ 无论是利玛窦希望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尝试还是莱布尼茨想要促成的相互了解、深入合作，以及不同文明间文化交流的崇高目标，汉学自一开始就是一门有着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相似特征的研究课题，尽管作为一门研究课题，汉学最初是基督教传教的副产品。 然而，汉学主义并非汉学的一种形式。它是关于汉学或中国研究的若干方面的各种理论构想和表现。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它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开创性观点似乎有着相同的理论目标，也与对汉学研究的批判，即“汉学中的东方主义”，有着相似的广泛基础。⑥ 诚然，汉学主义是西方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性思想与物质体系的努力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着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即它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与东方主义一样，汉学主义“从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来看，表达并展现为一种话语模式，伴有支撑性的惯例、词汇、学术、意象、教条，甚至殖民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风格。”⑦ 如今，萨义德那些关于西方研究东方的理论观点，已经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和包括中西方研究在内的跨文化研究的一种范式。该范式为学者们致力于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令人欣喜的批评方式。它同样被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广泛应用，以此来解构从黑格尔到福柯时期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进行的研究。但是，在其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运用萨义德的理论见解乃至东方主义时，却发现将萨义德的观点用于中西方研究，常常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在实际运用上，尽管东方主义范式获得了许多成功，但是以此对远东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开展研究时，东方主义范式却显出较小的解释力量。笔者心中想到的是中世纪欧洲学者们对中国的爱慕之情，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推崇，伏尔泰对中国道德与文化的理想化，费诺罗萨为中国的文字所倾倒，埃兹拉·庞德对中国语言、诗歌和思想的着迷，白璧德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高度评价，以及伯特兰·罗素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学者的作品似乎符合东方主义范式，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所知有限，他们眼中的中国常常是被简单的理想化或被扭曲。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思想家和学者并不符合东方主义范式，因为东方主义范式的基础是萨义德对西方学者研究中东的批判。诚然，他们对歪曲中国的真实状况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的扭曲，却与东方主义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将中国妖魔化，相反，他们美化了中国文化。众所周知，在18世纪欧洲学者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度，由贤明的君主所统治，人民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在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研究中，他自然不会忘记就文化的优劣与西方进行对比，但是，他的作品几乎完全摆脱了霸权主义的偏见，而这样的偏见总是或公开或隐蔽地出现在欧洲学者对中东和远东的研究作品之中。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