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估尺度的博弈关系 文化评估是对国家文化现状的科学判断，它必须有限地接近变化真相，而不是背离这种真相。但在这评判之中，必须动用政治、宗教、伦理、市场等各种尺度。但这些尺度总是构成互相抵制和角逐的态势。每一种力量企图对文化做出决定性的审判。绝对公正的评估标准是不存在的。总有一种势力会成为左右整个评估方向的支配性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权力，就会误导文化评估，遮蔽文化现状的真实图景。 这其实就是权力优先的法则。也就是说，权力及其利益目标，对文化评估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任何评估都是针对公众的宣传手法，它必须遵守政治游戏规则，也即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为了避免这个弊端，文化评估的主体必须由那些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这就是所谓“第三方评估”。在西方，这通常是由私人咨询机构或大学研究机构担纲，无论如何，它必须是权力以外的独立主体。而基于国家威权的集中性，民间智库无法发育生长，第三方评估，只能是权力主体的自言自语而已。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基于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评估尺度具有强烈的暖昧性，它是前现代（启蒙时代）和后现代（解构时代）的混合，呈现为严重的价值分裂态势。例如，后现代拒绝一切威权、中心和深度，而前现代则试图维系普世价值体系，也就是指望建构一个被全世界共同遵循的价值中心。这种文化逻辑的自相矛盾，正是中期社会主义的活力所在，但它却令文化评估陷入了困境。 这几乎是个无法逾越的逻辑障碍，除非文化评估使用双重标准，在不同的层级和区域，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只能导致整个评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为了维系公正性和普适性，通常只能采用“就低法则”，也就是迁就在时间上更早和结构上更初始的价值尺度，以此作为文化评估的最低纲领。 文化价值的三大类型 我们置身于一个被预先设定的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必须服从它的价值规则。这种价值规则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架构，呈垂直分布的状态，可以大体分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三个阶面，它们自下而上地组成稳定的金字塔格局，矗立在人类永恒忙碌的平台上。 基础价值负责处理人与物（钱）的关系，因而总是与货币真理或身体真理对接，指向跟基本权利、利益和娱乐相关的系统，用以指导或填写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个人生命建构的核心，它指涉前面所说的一切私权。而这些权利的优先性，总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转移。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不挨饿和不被屠杀具有优先权；在北朝鲜，摆脱贫困可能更具优先权；而在那些初步摆脱了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会把索取自由和尊严视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权利。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财富不仅在基础价值中具有绝对优先权，而且成为整个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指导着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种拜物教是一种严重的价值倒错。 中间价值是介乎基础价值和终级价值之间的体系。它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在中国，它往往跟集体主义真理发生对接。民族国家在自我辨认和圈定的同时，总是形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三位一体。在国家的自我表述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联盟，它们以三足鼎立的形态，托起政治领袖的伟大造型。然而，一旦进入后威权时代，三位一体结构就会发生分裂：国家主义（Statelism）要以国家至上的立场出发，倡导国家利益为最高本体，并以规训方式去指导国民的集体政治／伦理生活。民族主义（Nationalism）要大力推销“爱国主义”信念，并且藉此修正或干扰国家外交策略。民粹主义（Populism）则指望由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来主宰整个世界。这种三方互博是充满戏剧性的，它们构成了古怪的依存和对位关系。 终极价值表达人与神的关系，因而跟神学真理（终极真理）对接，它吁请着人的内在和最高的精神关注。美国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认为，人对自身存在及意义的极度关怀就是终极关怀，而所有在这关怀中诞生的价值汇聚成了终极价值，它是所有价值（灵魂和身体）的精神性总和。神通常是这终极价值的顶点，但这似乎只是一种修辞学象征而已。在蒂利希看来，“上帝”就是人的自身存在的隐喻①。 终极价值是中国人最为陌生的事物。在农业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儒家所操纵。而来自印度的佛教学说，似乎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完成这纯粹意义上的精神超越。盛行在中国的宗教大多是契约型宗教，教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奏鸣曲式的契约结构上：祈求（生育、发财或升学）——以财物许愿——神灵显灵庇佑——以财物还愿。这与其说是一种终极信仰，不如说是一场秘密的市场交易，因为它充分调用了基础价值的原理。 就哲学而言，信任、信念和信仰，是支撑价值体系的三大鼎足。基础价值跟信任密切相关，它所指涉的市场、财富和日常交往，需要用信任加以维系；中间价值跟信念有关，要求人把国家、民族和人民（集体）的利益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信念会促使人放弃私权和牺牲“小我”；终极价值跟信仰有关，它要求我们拥有强大的精神信仰，并在神的凝视下满含希望地生活。 后现代的二维化态势 三大价值体系的多层平衡发展，是衡量社会发育优劣的重要指标。在转型中国，基础价值具有统治地位，而终极价值严重缺席，尤其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未能形成有效的终极信仰结构，导致价值系统的严重错乱。而在中间价值级位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相博弈，企图把民众引向各自的价值营垒。对话和资讯交换都变得异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