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142-07 “线性时间进步观”通常被认为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在现代性追求上的主要倾向，而世人对“线性时间”的认知、信仰包括“迷茫”很大程度是和视觉的震惊交织在一起的。本雅明曾以电影为例指出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给世界所带来的“震惊”，而在其后的“拱廊街计划”中，他则将造成现代人视觉震惊的根源推到了商品世界，尤其是它的展示和消费活动。德波、鲍德里亚等有关“景观社会”的分析，也都进一步指出了都市奇观与炫耀消费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百货公司使西方女性第一次可以不需要男性的陪同而自由地往来于街道商店，它因此被女性主义读解成是“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①她们并因此而发现了普通女性在不断推进的都市新奇观中的作用。这一切，在现代上海同样有着鲜明的表现——20世纪10—3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经销“环球百货”著名的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及其与此相关的“摩登女郎”。本文以此为线索，探讨现代上海炫耀性消费的发展和外观现代性的生成，及其与“线性时间进步观”的关系。 一、“环球百货”：视觉政体和炫耀消费 近代以来，上海的消费文化日趋繁盛，一首流行于晚清的竹枝词这样说道：“申江自是繁华地，岁岁更张岁岁新，解取及时行乐意，千金一刻莫因循。”②尤其是在有着“销金窟”之称的福州路上，茶园、酒楼、戏苑鳞次栉比。但上海的消费文化或商业形态进一步向“制度性”的以视觉为主导的炫耀性消费的发展，端赖于先施、永安等公司的创立。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祖籍广东的澳洲华侨马应彪、郭乐等人乘着西方各国忙于战事无暇中国市场的开拓，先后回国在上海南京路、近浙江路一带投资创立大型百货公司。1917年10月，马应彪的先施公司首先揭幕；翌年9月，郭乐的永安公司也随之开张。1926年和1936年，又有两家名为“新新”和“大新”的巨型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闪亮登场。 历史和文化评论家罗斯在谈到西方百货公司的兴起时指出，技术的发展和城市的某些变革，为当年巴黎在百货公司发展上的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豪斯曼伯爵主持的市政工程改变了城市的街道，新修的路面和人行道让行人可以方便地行走和闲逛，并暂停脚步凝视商店的橱窗，玻璃和铸铁技术的发展使大片橱窗得以镶嵌在商店的正面，电气化则提升了隐藏于橱窗背后的奇观与戏剧性。④这也是先施、永安等公司出现的背景和呈现出的新气象。20世纪初，随着跑马场的几迁其址，南京路由东向西已经发展成了上海首屈一指的大马路，路面宽阔且定时洒扫，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也于1908年建成通车，日后先施、永安之所以选址于南京路西段，也是因为邻近的浙江路上有电车通往北火车站，能带来大量客流。无疑，道路交通的现代化为先施等公司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商业的形态。四大公司除了商场外，还设有酒家、旅馆、茶室、咖啡厅和游乐场等等，人们原本是来购物的，结果却进了一个吃喝玩乐无所不能的场所。新新公司里的“玻璃电台”和大新公司里的“自动扶梯”更是充分展现了电气化所导演的“戏剧性”。而从消费与视觉性关系的角度看，先施等公司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或创举，乃是在于建立了一种以“不二价”/“明码标价”为支柱的“视觉政体”，从而把商品的“可视性”和“炫耀感”抬升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以最先开张的先施、永安两公司为例。在“统销环球货、始创不二价”的经营方针下，先施在开张之日即已采购、经销各类商品逾万种，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陈列出来。偌大的、近万平方米的商场内，成千上万的商品被以明码标价的方式分门别类地陈列于“一目了然”的玻璃柜或展示架中。永安在同样规模和方式的展示外另开了上海大橱窗陈列的先河，在底层朝南京路的一面设了10个由进口大玻璃制成的嵌入式橱窗，此后，各大公司纷纷效仿，大橱窗陈列遂成为上海的街景和大商场的惯例之一。这样一些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展示方式，在现代上海的空间建构和消费发展中却未可小觑，不仅一举颠覆了传统的商业形态，且对社会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将各类商品“完美无缺”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仿佛“触手可及”，让商品的诱惑力和炫耀性令人“瞠目”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则将人们与所观看到的商品有效地隔离开来，原先可与卖家讨价还价的主动的言辞往返也被迫转化为“沉默”的观看，从而使人们“视”有余而“取”不足，进而萌生“必欲取之而后快”的愿望。以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的分析，这样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展示方式正是“商品拜物教”得以实现的机制之一，无数的“商品挂着，无拘无束地像最狂野的梦中意象那样呈现出来”⑤，有效地唤起了人们的视觉和对商品的欲望。 如果考虑到现代上海对“洋货”等外来奇观曾经不无“骇怪”，那么，这一方式对上海炫耀性消费发展的影响更值得注意了。由于上海的开埠伴随了坚船利炮的先导，其后大量涌入的新奇物品/“洋货”在中国的历史上却闻所未闻，世人于是在“奇技淫巧”的鄙夷之外也不无“骇怪”或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晚清妓女却在这一过程中成了洋货的率先使用者；唯其如此，洋货使用的“合法性”更成了问题。先施“始创”的“不二价”则将人们的“骇怪”有效地化解于对“科学”与“诚信”的信仰中。所谓“明码标价”，即一切商品都首先是“看得见”的，而不是如传统商业那样越是贵重的物品越是深藏不露；不仅如此，它还同时意味着所有的成本和利润都经过了科学精确的核算，从而具有足够的诚信或合理性。先施的店名也是取自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公司“Bon Marché”表示经营信条的“Sincere”(诚信)的译音。如此，通过对“科学”和“诚信”的强调，洋货的“他者性”便被大大“降低”了，或者说已被成功地“去魅”。与此同时，先施、永安还对“洋货”进行了重新的命名，将其改换成了“环球百货”。原因无他，只因以“线性时间进步”的观念看，不仅“科学管理”下的“诚信”是“时间进步”的象征或体现，欧美为代表的“环球”及其物品本身即意味了先进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