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2-0251-06 一、导言 欧洲的批判思想在本文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对日常生活激进变革的可能性的严肃探索，从乔治·齐美尔对日常生活(比如社会性和时尚)的现象学分析开始，然后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生活中考察了梦想与现实的混合，直至语境主义者的研究，他们从对巴黎公社(1871)的分析中走出来，开始关注现时的生活实践。日常生活在某些方面具有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变革的要素，同时也灵活地吸取了同质化的总体趋向，并把这些趋向与过去联系起来。本雅明在探讨由城市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文化经验时，也试图将之与其他时代和空间联系起来，目的是击破现时固有的那种明显的统一性。 二战之后，列夫斐尔(Henri Lefebvre,1977)融合各种思潮，提出了一种日常生活的辩证法。虽然科层化(bureaucratisation)、消费主义和物化成了战后文化的主流，但超越性与越界性的因素仍然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可以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社会性与公共交流的形式，它们包含了对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和政治生活(自发的)的批评要素。日常生活成了他研究的基础，其目的是批判、质疑并挑战社会的分化倾向、原子化倾向和(学术的)专门化倾向。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始于此：可以在被批判的现实中找到批判的标准。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篇文章里，他使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对奥斯维辛以后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敏锐而多层次的观察，对此既满怀疑虑又饱含期待。他以社会形式的变化和技术的规范化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这些生活形式如何塑造或者说扭曲了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尽管社会关系几乎被完全工具化了，阿多诺仍在寻找“无意义关联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社会变革的起始因素。在其《反思被破坏的生活》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在被规训的世界中，个体对权力关系难以觉察。个体可能做出的反应是有限的，因为他被这些权力关系所束缚并将其背负在身上。虽然如此，阿多诺仍然坚持真理的信念，批判社会环境，坚持公正社会的理念。“因此‘好的生活’是存在的，如果它确实存在，作为一种可能性，即使它会被扭曲也一定会存在于实现之中。” 像列夫斐尔一样，阿多诺暗示，现实本身就包含着超越自身的东西。他反对狄尔泰所开启的历史相对主义传统，认为真理的意义只有在当下才能把握。即便是历史也要从当下获得意义，这与历史相对论的观点相反。因而，对现时的分析是先决条件：“也许现在我们唯一所能讲的，就是真实生活存在于对虚假生活形式的抵抗之中，只能用成熟的意识才能理解后者并消解掉它。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是多余的。”(Adorno 1963/1996：248)阿多诺是在理论层面上分析抵抗的。这些批判知识分子反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另外一种社会之中，因此后来阿多诺主要在艺术领域寻找抵抗。总之，批判理论意在当下的社会变革，并指向未来。 毋庸置疑，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也许是更悲观的，可能会遭受更多批判，因此并不具有笔者所言的反抗性。此外，其典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总体性”概念，只揭示了现今社会及其媒介文化的某些方面而非全部。社会文化的分化过程，多元化和全球化及当今世界冲突及其问题的大幅增加，都需要更合理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虽然我们不能再把批判理论与黑格尔的真理概念联系起来，但就像阿多诺和列夫斐尔的时代需要它一样，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它。 二、后结构主义传统下的抵抗 首先要认识到，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抵抗是与它所反对的特定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因此，福柯说：“在现实中，抵抗总是以现状为基础，而现状正是抵抗所要反抗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反抗以多种形式与我们相遇，并经常通过媒介表达出来。萨帕塔主义运动(Zapatista)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运动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恰帕斯(墨西哥)，它成功地利用传真和互联网，反对墨西哥政府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争取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支持。另外一个例子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进行的全球性抵制。两者都是政治或批判抵抗的形式，都背叛了新自由主义的权力关系，指向社会形态的公正，同时也把集体的不安链接进来，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行为。批判与抵抗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性别、少数民族团体反对社会压迫或那些为犯人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中可以发现更多的例子。 福柯在分析权力时表明，在现代社会，我们能区分各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抵抗形式，比如对规训权力的抵抗在体制权力中被表达出来；对身份/认同的抵抗在忏悔活动中表现出来(福柯，1977)；对生命权力(biopower)的抵抗则表现为通过社会—政治手段控制人口。此外，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对媒介文本的反向解读也早已出现，它们都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对性别或种族的表征中，某些固定形象遭到拒绝、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被颠覆，同时由于链接了自己的利益在内，一些反叛性的阐释也得以发展。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伯明翰发端以来，文化研究已经开始思考抵抗性解读与社会行为和社会运动的联系。为了对社会和政治场域进行干预，文化研究者们在其研究中遵从述行性(performative)标准，战略性地引导理论与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试图为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更重要的问题作出贡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自从80年代以来就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得以壮大，没有后结构主义就没有现在的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