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1-0098-08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直接地波及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近了，它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确实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我们便可据此进一步推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模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模糊了文化的界限，使得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认同变得多重，具体体现在文化上就更是呈现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多极化和非单一化。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消解了认同的“单一性”和“本真性”，即使是顽固恪守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保守派人士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的青年人了。同样，全球化也使得中国的文化生产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更接近于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对外来文化盲从的人加深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怀疑甚至摈弃。他们认为文化既然没有天然的界限，那么所谓文化认同也就无从谈起了。面对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从单一的认同走向多重认同 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人们的身份认同(identity)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原先被人们普遍认为的单一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也发生了裂变。由于人们的身份变得多重，文化的认同也摆脱了单一的束缚，而逐步走向多元，因此对身份认同的研究也应该具有多重的视角，它“超越了多个学科领域，探讨诸如种族、阶级以及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研究中的性别等问题的多重交叠，同时也探讨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族裔和区域研究中的族裔性等问题的交互作用”①。面对全球化对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我曾经提出一个较为可行的应对策略，也即，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现在已经不可抗拒地被带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愿意与否，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进程，下面的问题就看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这个广阔的平台来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②。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加分析和批判地被全球化的大潮推着走，而应该透过表面的文化趋同现象洞察其多重性和多样化的本质特征。因此一个正确并切实可行的态度便是，在不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殖民和损害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更加开放的文化氛围，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使得全球化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确立以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这样我们才能使得中国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来，顽固地恪守陈腐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许会使我们难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失去发展自身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经验汲取教训。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抵制或超越旧的民族主义观念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下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 毫无疑问，文化的认同，首先会使人想到民族的认同，而谈到民族问题，我们很快便会想到这样两个英文词语：ethnic和nation-state，前者主要从人种学的角度强调具体的民族，后者则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国族或“民族-国家”；前者带有更多的天然性和沿袭性，后者则带有更多的人为性和建构色彩。前者可以指这样一些传统沿袭下来的民族，如犹太族、蒙古族、朝鲜族、汉族等，后者则可以用来指一些多元文化共存并经过后来建构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正如当代英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谈到“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所指出的，民族“就像叙述一样，在时间的神话中失去了其源头，只是在心灵的目光中才意识到自己的视野。这样一种民族的形象，或者说叙述，也许不可能那样充满浪漫情调并极富隐喻特征，但正是从那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中民族才在西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概念而显露了出来”③。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如此，民族的形成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特别是对于那些疆界不甚确定的“民族”之概念，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等，就更是如此。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即常常自我标榜为美利坚人，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与所定居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认同。而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则有着曲折的经历。过去，当中国处于贫困落后状态时，大批移民散居海外，他们迫于生存和子女的上学和就业之需要，不得不暂时放弃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身份而与所在国族的文化相认同，并且屈尊于定居国的民族和文化成规。而当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迅速崛起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和政治强国时，这些海外的华人便重新萌发了隐匿在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意识，并增添了作为炎黄子孙的自豪和骄傲。但这时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往往至少具有两种不同的身份或两种民族和文化认同：母国文化的传统与定居国的民族风尚和文化习俗。当这二者发生碰撞和交融时便产生了一种不纯的或“混杂”的身份认同，这实际上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直接后果。 当今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曾提出一个没有特定边界的包容的“文化中国”之概念，在海内外的华人社群中产生过较大的反响。最近，面对全球化的新态势，他又对这种“文化中国”的范围和内涵作了新的扩大和调整，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中国的概念应包括三种力量：(1)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华人；(2)流散海外的华裔侨胞；(3)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④。杜维明的这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化中国”概念为我们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也就是说，认同并非简单地是天生固定的，它也包括一定程度上后天的人为建构的成分。这尤其体现于全球化时代的大规模移民和文化翻译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