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1-0005-13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①比起香港和台湾，至少晚了十年。但它一旦展开，势头就很大，到2004年，全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讲座、课程，出版欧美文化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拟定研究计划，建立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 为什么会如此？ 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更重要的——社会现实的刺激。 就第一方面来说，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学院体制就形成了追逐欧美学术潮流的特点，②这个特点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膨胀得更为严重。而在这个时候，文化研究是唯一一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新”的学术资源，因此，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 第二方面的原因，要复杂一些。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变化巨大，面目全非。这在人文学者和研究社会文化的社会科学学者中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时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因此，需要引入——主要是1970年代以后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的理论，通过文化研究来确认这个新的现实。 另一部分人却没有上述这样的确信。相反，他们对社会的巨变满怀疑惑：中国的确是和1950-70年代完全不同了，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明显不再是先前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最近20年来，中国并没有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靠近多少，而是正在向某个以人类目前的知识尚难以确认的方向滑过去。中国正在向何处去？它将会变得怎样？如此变化的中国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大问题，这一部分人深感困惑。 因为有这些困惑，这一部分人就：(1)对中国的现实和前景不敢抱乐观态度，而更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2)觉得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展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可能获得对社会巨变的理解；(3)认定此种研究必须跨越现有的学科界限，不但要从整体上分析文化现实，而且必须将文化和与之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 正是上述情形，将这一部分人的眼光引向了1960年代伯明翰学派式的文化研究。他们实际想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但在今日中国的特殊情形下，他们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资源，③也需要新的名义。主要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他们觉得可以借用“文化研究”来给自己命名。也因此，他们对1990年代在美国成为“显学”的那种过分学院化、因而日渐丧失社会影响力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相当警惕，他们不希望自己最后变成那个样子。 顺便说一句：我个人即属于这一部分困惑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 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例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文化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就来源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后者则除了上海大学本校的专职研究人员之外，还吸收了十余位来自上海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 上述研究机构都开展了各自的研究项目。其中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研究计划，规模最大。2003年，该中心展开了一个为期5年、总名为“1990年代上海地区文化分析”的研究计划，包括8个项目。④2008年，该中心又展开一个为期10年，规模更大的研究计划，它以“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分析”为总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分析”，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分析”。 虽然在欧美和一部分亚洲地区(例如日本和韩国)，文化研究每每不愿皈依现有的学院体制，但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却迫切需要在大学里开辟自己的教学空间。⑤在上海，从1999年开始，多所大学⑥相继开设了针对高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选修课。2002年和200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中文系相继开始招收以文化研究为课程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的文化研究教学机构。 2006年，5所大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联合设立了一个跨校/院的文化研究硕士联合课程，该课程由多门课程组成，⑦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