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境遇与中国道路 沈壮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120~127，138 提升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但是，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有所不同，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中国话语中的“文化软实力”与国际社会中的文化渗透不同。我们所讲的“文化软实力”，基本内涵即“文化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所将产生的现实结果，这一国力具体体现为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否得到更好保障、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否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否更加昂扬向上，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形成良好形象从而产生相应的吸引力。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是当下文化发展所面对的一系列矛盾关系的综合展现。从整体上讲，中与外、古与今、一与多、大与小、强与弱等矛盾关系的交织及其客观展开，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在上述复杂多变的现实境遇中，提升以“文化国力”为基本内涵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关注我们文化硬化能力、聚化能力、涵化能力、内化能力及转化能力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的硬化是硬实力的建设。加强文化聚化能力建设，即有效地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在多样化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价值生态中的“核心”意义，以这种主导性与核心意义吸引、凝聚、引领多样化的文化与价值。吸纳是涵化的前提，提升文化的涵化能力，要告别文化自恋、文化自卑、文化自弃，确立世界眼光、开放的气度。内化是指文化资源内化为民众的心胸，转变为民众的文化素质。转化能力即文化指向未来，更新创造，不断实现自我超越能力。以上几种能力的加强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途径。 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探析 贾艳红（天津师范大学）/《民俗研究》，2009.4.105~117 汉代，民间信仰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到经济生活中的风调雨顺、祈求丰收，再到政治生活的出师征伐等等。这些信仰可以为无助和迷茫的民众提供情感的慰藉与支持，成为民众现实生活的精神寄托和支柱；同时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和集体认同感，成为凝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索和研究乡村民众思想意识的基点，也是俗文化的核心。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实用性、功利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信仰的目的是趋利避害、祈福消灾。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随着思想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民间信仰也不断地进行扬弃，剔除其糟粕，发扬其中有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分。 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文化重建 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胡俊（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月刊》，2009.12.10~25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在20世纪初期进行的一次现代性落地的实验。然而，现代性的“移植”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处在一场具有排斥性的文化对抗运动中，“中西二元对立”成为那个时代固有的思维定势。中国直到20世纪晚近三十年，“现代性运动”才开始展开其真正的思想性进程。这个进程是指中国的文化主体获得了清晰的反思能力，并且以这种自觉的、清晰的反思能力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动力。今日的文化学者自觉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的和负面的意义以及它所产生的两难境地。自由派知识群体面临着“全盘西化”策略漏洞百出的后果；而高歌猛进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一旦陷入“市场”泥潭，也显露出某种“水土不服”的症状。不同路数的激进主义面临着共同的困扰：现代性落地的内在矛盾带来双重的困境。新儒家并不认为可以从西方现有的观念体系中寻求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据。从生存迷失及总体关切上去理解传统儒学，并且引向道德——宗教的轨道去挖掘它的价值意义，这是新儒学家们的思路，也是他们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贡献。当前中国的现实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体系。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影响下，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需要思考：作为当前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建设可能。从文化活动的总体性来讲，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也需要有它的自成逻辑和体系的核心概念。在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探索后，随着2000年以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观念作为社会主义观念的新的解读开始形成体系性的理论构架，并成为这个时代的理论号角，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选择中，可以在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基础上阔步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