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5期(2009年1—2月号)发表了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纪念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发表50周年的文章。文章回顾了《文化与社会》一书在历史上经历的各种评论，展现了不同历史语境与视角下这部经典之作给读者带来的不同启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任何形式的回顾，都应当首先承认这本书已经历了一个悠久而清晰的回顾史。众多学者都曾回顾过这一著作，而这样的回顾也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且每次在本质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 最著名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回顾：特里·伊格尔顿的回顾不仅是最为著名的，还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然后是那些构成《政治与文学》一书的访谈。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伊格尔顿和威廉斯——当然还有我——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的访谈文章都在试图最大程度地延续《文化与社会》与之前的英国文化批评间的谱系关系，并努力减少其与威廉斯最初曾热衷于、后一度放弃、而如今又以新的、意外的方式发现的某一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这组访谈的特征就是“左倾利维斯主义”(即改良主义)。 讨论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复杂。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其著作提出质疑的新标准，因为对种族、种族主义和妇女的从属地位的批判在文化理论和政治学中已取得中心地位。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1988年威廉斯的去世，这或许本应是个忘记他的时代。因为他的去世，有关他的著作的论述激增，当然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文化与社会》当然也被人广泛地提及，但只是纪念性的。 然后是90年代初期苏东集团的崩溃以及西方许多国家共产党的重组或解散。在英国，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渐衰落的工党中的不断高涨以及消费文化高潮的到来。在这一无望的时刻，《文化与社会》展现出其最为激进的一面(这与其同时代作品——霍加特(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高度吻合，因此二者经常被错误地相提并论)。威廉斯的核心观点——关于社会化劳动的内在的历史创造性——或许从来没有像它在90年代看起来如此鲜明。 超越浪漫主义 《文化与社会》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威廉斯著作的译者们都有自己的判断。1965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将其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作品重新结集出版，书名就是《文化与社会》，其中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论文化的肯定特性》。几年后，这部作品出了名为《否定》的英文版选本，威廉斯在《剑桥评论》上为其撰写了书评。这也是他就《文化与社会》所写的最早的、或许也是最不具影响力的回顾文章。 威廉斯书评的标题《论如何阅读马尔库塞》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兴趣所在。他不仅是在写马尔库塞，同时也是在写马尔库塞的读者，这个读者就是他自己。评论的开篇，作者用词谨慎，特点鲜明——强调了共同的政治责任，同时在思想上保持了距离。“我认为他更多的时候是错的而不是对的，”威廉斯说，争论超越了观念层面进入到形态和精神层面：“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迥然不同，不管是在经验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但威廉斯的阅读并未停止，他带着“兴趣和喜悦”向读者报告由英国通往这一截然不同的思想世界的“可能桥梁”。通常大家都把这一言论归为岛国经验主义的实例。但是，威廉斯在这里构筑的故事扣人心弦、与众不同。他认为，这篇论述文化的肯定性的论文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它的分析与《文化与社会》的中心论题密切相关，二者均为历史研究，处理的是同样的问题”，尽管它们来自“不同的大陆国家，所用方法与语言都不尽相同”。威廉斯把跨越“鸿沟”的阅读描述为“心智解放的美妙时刻”。他引用了马尔库塞对肯定性文化的评论，并声称：“马尔库塞关于文化观念的根源和作用的结论和我的是完全一致的。文化的观念是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对德国的思想格外熟悉，特别是通过柯勒律治和卡莱尔的介绍，而马尔库塞的论述也正与此密切相关。”他兴高采烈地说：“在这里有长期疏远之后又相见的亲切感。” 这是一个浪漫的时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浪漫意味着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的作家身上，这或许令人吃惊。在这一方面，处于核心地位的历史主张同样是强有力的。虽然威廉斯记录了他与马尔库塞之间的许多不同，但二者的思想却具有严格的、重要的概念相似性。二者都对文化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话语构成。与马尔库塞相比，威廉斯更倾向于文化的肯定性，而马尔库塞的辩证法发展到后来则将自由主义文化与法西斯主义文化等同了起来。因此，我们有理由为马尔库塞也将其著作命名为《文化与社会》而感到遗憾，为该书在导言中使用“文化观念”这一概念而感到遗憾，因为它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破坏性的。 早期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客观并行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不只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另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应，而且也不像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受制于年代排列顺序。马尔库塞对文化肯定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7年。阿多诺的优秀后续之作《文化批评与社会》的草稿完成于40年代初，并于40年代末首度出版。同样植根于战后这一时期，《文化与社会》中最主要的批评概念在1949-1952年间逐步成形，对此，《文化的观念》一文作了详细论述。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得益于早期卢卡奇的思想。因此，值得强调的是，在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援引的众多思想家中，卢卡奇的著作与该著作的核心主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里的卢卡奇不是提倡现实主义小说的卢卡奇，而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后浪漫主义分支的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