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言文化，乃社会文化，即广义的文化。泰勒曾给出过包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罗列式定义，据此，文化可概括为物质(晚清称器物)与经济、制度及政治、精神和价值(观)几个方面。尽管社会文化定义繁多，但泰勒定义的朴素及描述性得到了较多赞同。本文即采此定义。 中国古代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存在，盛唐尤甚。但当时之西学，并无任何优势，所以亦无东渐之说。元明以来，西学东渐持续不断，但西学并非明显强势，中学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及自我优越性认同从未丧失，因此仍无实质性的对话，完全不及反思，仅是中包容西而已。晚清以降，西学以强势东渐，引发或迫使中西文化对话(斯宾格勒意义上的。亨廷顿之文明冲突学说，实乃汤因比不同形态文明的生灭构建了一部人类史，以及斯宾格勒文化对话学说——战争亦为对话的形式之一的逻辑拓展)，反思遂启。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由此衍生、发展。 与近代强势西方文化对话，衍生了中国人的文化担忧心理。超越本土视界，也衍生了一切相对弱势文化中人的文化担忧心理，影响至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心理更有强化趋势：担忧本土文化泯灭于其中。①本文仅希冀通过梳理、厘清近代中西文化对话的史实，尤其是恪守中学之人对西学精粹的主动认同，以及力倡西学之人回归中学要义所表达的文化自觉，并辨思之，达成与客观相吻合的结论。以利于解除全球化背景下自卑情结质的文化担忧心理，并认清在此心理掩饰下的文化利益(私利)立场。 历史的起点即实践的起点，与认识的起点即逻辑的起点一致。近代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因鸦片战争战败，率先表现为对西方先进器物尤其是军事器物的认同。1842年，林则徐在发配伊犁途中，忆及中英两军对阵，感慨言之：“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抢，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见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据此，他提出了与英夷作战的八字方针：“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器良是第一位的，“良器中，第一要大炮得用”。②因英军器良，林则徐追根寻源，在广州任上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名为《四洲志》的资料。1841年8月，流放途中与魏源会于镇江，将此资料交予了魏源。魏源为不负林之重托，复痛感鸦片战争之战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遂暂弃国学研究，专事了解世界，于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50卷。1847年扩为60卷，1852年扩至100卷。其指导思想即载入“叙”中之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据说此言原出自林则徐。魏源概括的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同期，广东名儒梁廷相于1846年撰成《海国四说》一书，对英美两国介绍尤详，其对蒸汽机及其应用的描写，在时人眼中犹如天书。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从传教士大卫·雅裨理处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专习精研，于1848年完成《瀛环志略》10卷，这部史地巨著对西方的介绍，比《海国图志》更加详尽、准确。 除对西夷先进器物的高度肯定外，有识之士已然开始关注西夷制度的先进性。姚莹在《康輏纪行》一书中，粗略地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尤其关注英国的议会制度。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作了详尽描述。《瀛环志略》则对西方民主制度多有褒扬：“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但即使对先进器物的介绍，也遭到传统文化的“围剿”，先进器物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姚莹写道：“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岂可不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犯忌讳耶？”姚莹还记述了朝廷重臣、士大夫阶层对介绍西学者的斥责：“矜奇眩异，骇人耳目，浮薄妄为，驰心海外及未来千百年之事，侈新异域贪四夷之功。”严令“皆以侈谈异域为戒。”③难怪林则徐给友人写信言及中英武器巨大差距时，嘱其千万不能以信示人。为固守传统，有人甚至将不平等条约视为天朝施恩于海外的另一种方式，实在匪夷所思。更离奇者乃“西学中源说”，“中国乃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④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顽固性甚至亦同样表现在有识之士身上。林则徐被蒋廷黻先生誉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虽看到了西夷器物(主要为军火)的先进，并欲了解之，但内心深处，对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仍是抵制的。1850年4月，他获恩准返回福州家乡。11月，闻有英人欲租住福州城内房屋，他勃然大怒，组织士绅联名写信质问地方政府：中夷焉能同处？他还认为西人嗜牛羊肉，若不从中国进口大黄、茶叶以辅食之，必将因消化不良而毙命。“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所以从根本而言，西夷不足道也。蒋廷黻先生由此又说：“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⑤魏源亦言：“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矣。”⑥这不仅传续了董仲舒天道不变的原则，亦实为后来“中体西用”论之滥觞。 此文化生态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大败遂成必然。战败的直接军事原因，固然在集重兵于京畿地区，致海防空虚，然支持这一军事布局的理念，却是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私家天下观念及其礼教仪轨。朝廷即国家，君即天，朕即天下。所以咸丰愿意以减免英法产品的进口关税来换取英法公使不驻京城。因为朝廷重臣们上书历数英法公使驻京的无数弊害，归结为“去我衣冠礼乐”。咸丰闻知英法公使见他将不跪，仅施躬身之礼，痛感有失天子威仪，干脆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算好西方公使不在京时，乘便由承德返京。若公使欲入京晋见，便借口“秋狩”，迅即离去。疲于奔命感染风寒，加之内心焦虑惶惑不安，终于一病不起。吕思勉先生认为，咸丰乃一血性男儿，且有雄心壮志，但其于外在形势和内在文化束缚中，亦无可奈何。维新运动之际，有识之士回顾以往，言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20余年间，“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左宗棠也曾喟叹：“书成(指《海国图志》)魏子殁，二十余载，事局如故。”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