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9)02-0021-12 全球开放与高度异质是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社会特征，其在文化生态上则表现为话语的复调化与景观的杂糅化。前者使都市社会作为现代城市、古代乡村的差异与对立进一步凸现，后者则使当代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在形态上更加复杂与无常。2008年，在金融危机影响加深、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逐渐抬头的现实境遇中，本就浮躁、骚动的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也显得异常百般红紫或乱象纷呈。 1. 文化CPI的“上扬”与消费安全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特别是在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的2008年，其厚重的传统文化更是获得了“咸与维新”的良机。在直接的文化经济与间接的文化资本的双重诱惑下，传统文化阵营中既集聚了大批“真的猛士”，同时也不乏同样为数众多的“浑水摸鱼”者。 1.1 政治驱动与传统文化CPI一路“上扬” 作为一个以政治驱动为核心机制的后现代化国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政府与主流文化代表起着最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本年度在这方面有众多的事件值得记述。一是传统中国节日作为法定假日开始实施。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首议增加清明、端午、中秋节等为法定假日；2007年，民俗学界关于将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法制化的声浪此起彼伏，至年底终获成效，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做出修改，在“除夕”、“中秋”之外，又增加“清明”、“端午”为法定传统节日，使新世纪的中国人与祖先的生息节奏进一步和谐。4月3日，首个作为法定假日的清明节来临，中宣部、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6部门组织的“我们的节日——中华经典诵读·清明篇”启动，其主旨在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诵读，感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民族传统”。据悉，这只是全民开展“中华经典诵读”的一部分，今后将以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4个传统节日为时间节点全面展开。此外，今年清明还举办有“中华赞·诗词歌赋征集”和“节日象征物征集”[1]等，久违的传统文化重又回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世界中。二是传统文化进入中国教育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教材体系中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状况已出现诸多负面影响并引起人们的担忧。2月，教育部表示将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并在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试点中首次推出了15首京剧教学曲目。尽管这有忽视中国其他地方剧种之嫌，同时也有人对所选京剧曲目持不同观点，但对这一举措本身大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是创意、策划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引人注目。4月6日，由部分海内外社团和侨领共同发起，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等机构共同主办的黄河文化传播工程启动。该工程是一项以黄河文化为主线的大型传播活动，通过采风、创作、巡展、研讨、演出等活动，同时借助书法、绘画、摄影、剪纸、雕塑、篆刻等艺术形式，以达到弘扬和传播黄河文化的目的。[2]此外，一套针对普通读者、系统介绍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图文并茂的6卷本丛书——“符号中国”出版。其“涵盖中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历史遗产等内容，时间跨度自远古到当下，将富有中华文化基因意义的‘中国符号’高清图片——从器具到食物，从风俗到礼仪、从人物到景观，以专家的权威视角用通俗方式进行解读，令海内外普通读者能够理解接受”。[3]传统文化消费指数的一路上扬，既有政治忧患，也有文化焦虑。前者是因为以文化为外观的西方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导致了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态的巨变；后者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再成为西方文化生产的“暴利”对象，如以“中国元素”为主题的《功夫熊猫》上映一周即获利4000万元人民币。对中华文明传承与光大的忧患意识与现实中突出的“文化贸易逆差”，是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因。 1.2 过度的“事件化”、“杂耍化”与传统文化的消费安全 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焦虑下，传统文化结束了20世纪以来不断加深的边缘化命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多世纪的寂寞与摧折，面对突如其来的消费热情和商业推广，传统文化不幸又迅速沦为另一场闹剧的主角。其最突出的是过度的“事件化”与“杂耍化”。在“消费至上”的后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化本身正蜕变为文化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公共性资源，这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只能以极具表演意味的“事件”方式出场的根源。以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始于2006年的《百家讲坛》栏目为例，该栏目先后推出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于丹等一批“明星”学者，他们通过富有个人特色的“作秀”与后现代式的“插科打诨”，涉及《论语》、《三国》、《红楼梦》乃至专业性较强的《清史》等经典，在文化市场上也大受欢迎。但与此同时，由于主旨是取悦文化素质低下的观众以及传播机器的利益需要，并对具有神圣威仪的传统经典做了过度的“后现代”演绎与“商业化”加工，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术阵营的严厉质疑与抵触。更有甚者，则沦为只能令人捧腹或辛酸的文化“杂耍”，如所谓“国学妹妹”即是典型一例。[4]与此相关，同样始于2006年的“红楼选秀”也经历了相似的历程。“红楼选秀”活动历时10个月，参与人数近40万。“红楼选秀”以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将古典名著改编热推到顶点。7月10日，取材于《三国》的好莱坞大片《赤壁》上映，据传上映4天，其票房收入即达到1.4亿元。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介入，使已相当炙手可热的传统文化影像狂欢进一步升级。传统文化的消费热还渗透到红学界。号称国内唯一的“年轻态”红学著作(《非常品红楼》)应运而生。作者的核心概念是“花瓶红学”，其另类观点如“黛玉宝钗原型本是男儿身”、“黛玉原是女首富”、“黛玉适合进入娱乐圈”等，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与此相似的，其他还有“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男人”、“李白是蛊惑仔”、“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毒杀的”、“李清照好色”、“关公好色”、“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源于婚外情”等，使“‘麻辣学术’频频亮相，‘八卦恶搞’风头正劲”，成为2008年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5]在某种意义上，这已不仅仅是以编造历史或情色倾向哗众取宠，缺乏道德感和羞耻感，由于它们混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是非，突破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明底线，因而直接威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安全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再生产，因而对此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