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百年检索和宏观思考 宋君健（湖南理工学院）/ 《云梦学刊》，2009.6.12～17 对中国古文化的统称，秦汉时期为“经学”，明代与前清谓之汉学，约指五经、六经、十三经加正史二十五部和其他文人的专辑等古籍总汇。将中国之学的全部统称“汉学”仅百余年。最初是近人梁启超为宣传其新学，在1903年致黄遵宪函中言及欲办《国学报》，此为近代第一次出现“国学”二字。四年后章太炎在京师开办“国学讲习班”的告示中关于传讲的内容简介中列有“经、史、子、集及典章”等项。“国学”之名由此发端。从时序和地域来看，近代国学除章太炎、刘师培、周氏兄弟、汤一介等一支外，还有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两支。无锡学派一脉从唐文治、钱基博、吕思勉，至广西师大宿儒冯振（振心），秉持浙东学派或前清遗风，以治经为主，厚根基，重考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派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发轫至复旦蒋天枢收山，大都有外洋留学经历，于西学造诣甚深因而理性较强且不拘于国学畛域，堪称新学集成大者。 今人研究国学的三大劣势是浮躁、先天不足和与古人的文化心理差异。而且，当代国学研究群体也有局限。今日国学研究中想穷理者多重复前儒的集注以营私，讲致用者将八卦经与五行糅合起来预测风水赚钱，双双处于误途。《易经》不过是记录古代部落的村事忧乐的简单朴素的乡土之作。研究《道德经》和老子的文章汗牛充栋，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新意。兵家策术毁规则、坏诚信。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重农善工的观念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博爱、人道、和平反战、重视经济等主流价值很相近，应当复兴。此外，废弃传统的官学文化体系，截取儒家文化的人伦和人格体系，它与现代世界文明重信仰、守规则、讲礼仪的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规则也有些相近，可以兼容。一种文化的更新要完全割裂、废弃原有的文化元素极为痛苦而且不可能。在重建中国文化体系时可以从这两点出发。复兴墨家文化的观念，同时改造儒家人格伦理，抛弃其政治伦理，摒弃后儒增添王权因素，剔除其维护专制和独裁的说教后弘扬儒学的伦理和日常行为规范。 葫芦：母体的象征 ——中国女性民族文化探索之一 刑莉（中央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5.36～40 中国民俗中保留朴实的送瓜求子育巫术。普通的南瓜之所以变成了神秘之物，成为预兆得子的吉祥物，是因为瓜与葫芦为同族。在《诗经》中，葫芦也称瓜。民间剪纸刺绣以葫芦为主体的图案更是丰富多彩，例如“子孙万代”是由石榴和笋组成的，都是多子的象征。民间乐器葫芦笙也包含祈生的意义。此外，圆形的葫芦还是女性美的象征。在原始人的思维中，葫芦成为母体的象征，多子的象征。葫芦崇拜也成为最古老的原始基石之一。葫芦崇拜虽然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情结，一直存在于人们的习俗之中。而葫芦的形象又特别受到妇女的钟爱。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后世绵延不绝的以母亲为崇高神圣的表征的传统，其根基即出于斯。 梁启超与“文化史”研究：“文化”视角的阐释 赵立彬（中山大学）/《福建论坛》，2009.11.101～107 梁启超一生重视史学、他对新史学的倡导及其实践，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当时新出现的“文化”概念及由此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也是通过梁式影响到国内思想界的重要方面。但究竟文化指的是什么，在梁启超不同的论述中，涵义并不相同。在《什么是文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所谈的文化都是广义上的文化，即“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但同时梁启超也在狭义上使用文化。这时的文化指文学、美术、学术等。在广义与狭义的“文化”概念之外，梁启超还使用过“文物”的概念，其意义在广义的“文化”与单指精神生活的狭义“文化”概念之间。 严格地说，在西学中，“文明史”和“文化史”是有一定先后递进顺序的。梁启超本人是在文明史的基础上，受鲁滨逊、李凯尔特文化史学家的影响，发展到文化史。梁氏的贡献，不在于（也不可能）完成各种广义、狭义的文化史研究著作，而在于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思路。除了“国家”、“社会”等已有较多论述的词汇外，“文化”和“文化史”也是梁启超贡献给国人的新的关键性的“概念工具”。这一概念工具引进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