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10-16 在中国的世界性影响日益增长之时，我们不仅仅需要展示中国式的经济增长经验，而且需要展示更加根本的文化方面的特色。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究竟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是需要我们了然于心的问题。而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搞清中国文化的性质。 关于中国文化的性质，已经有很多角度的描述和深入分析。我们要引入的是符号语言学的角度。中国文学与文化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汉语本身造就了中国文学及汉语写作的特点，并因此在整个中国文化上打下其深刻的烙印。符号学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厘清和说明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异之处，并且有助于我们将这种发现传导到外部世界。 能指的差异是汉语与西方语言最大的差异。由索绪尔定义的符号学把语言看做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符号(词语单位)由两部分组成——能指和所指。能指(signifier)是指示者，是有意义的符号中的物质载体；所指(signified)是被指示者，是能指所指代的意义。这样，索绪尔符号学对符号的材料资源与符号的文化含义作出了区分，尽管他反复强调能指与所指就如同一张纸的两面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观察一种特定的语言是如何利用它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构成能指，并且对所指造成影响的。 一种语言能指所能够使用的物质性媒介材料及其可塑性越丰富，它的表现性也就越好，但每种语言的媒介材料及其可塑性是不同的。 罗兰·巴尔特1974年访问中国后得出一个印象：中国能指稀少①，这当然包括汉语的能指。这是汉语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汉语语音方面的能指资源比一般西语少很多，汉语中到处都是同音词，也就是两个以上的词共用一个语音能指，这在西方语言中很少见，并构成了操西语的人对汉语的首要观感。 当然，汉语并不缺能指，否则怎么可能生产出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尤其是如此优秀的文学？汉语缺乏的其实是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西语的能指概念直接就是音位。索绪尔视野中的语言学对象是拼音文字语言，是拉丁语、斯拉夫语等语系中的西方语言，他把能指定义为“音响—形象”。所谓“音响—形象”就是有特征的音响，能够区分意义的音响，即音位。也就是说，语音就是能指，对于西语而言，能够区分音位就搞懂了能指，也就搞懂了语言的意义。西语是以一词一音为基础的，理论上说，有多少词就有多少音位，当然实际上也有少量的同音词。西文的文字是语音的符号，起标记语音的作用，没有独立充当能指材料的功能。但汉语不同，它有大量的同音词，存在着大量一音多词现象，这一点从西方语言学角度看，就是缺少能指。然而，汉语虽然有多得难以计量的同音词，但它并没有造成表达的混乱，因为它的能指不只是语音，还有文字——以象形、指事、会意等为基础的、先是图像性后来发展为表意性的文字。比起西语，汉语的语音能指数量的确少一些，但在汉语中，文字也担当能指的功能，起着区别的作用。当我们理解一个汉语词的时候，经常要借助于文字才能弄明白。Cháng shì这组音节到底是指“常事”还是“尝试”，是需要通过文字来区别的。所以汉语能指的真正特点不是其匮乏，而是其构成的特异性。 汉语的能指不只是“音响—形象”，更是一种语音—文字混杂的能指系统，其所指也不只是与“音响—形象”对应的概念意义，在“音响—形象”之外，还有方块图形文字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汉语的能指数量不能仅靠对音位数的统计得出。当我们提到“汉语”这个概念时，必须把一种声音和图形混合的系统作为其能指系统，它经过语音以及语音与文字的结合，构筑起一个丰富的能指系统。也就是说，同一个(组)音节(也就是西语意义上的能指)实际上负载了许多不同的所指，可以构成许多符号或词，而且这种情况很普遍。西文中也有同音词，但数量很少，不构成“能指稀少”的特点。西文的同音词大部分只要靠语流通过上下文就可以区分。例如英语的sound(健全；声音；测量)，这个词的三个意思其实是三种词性，“健全”是形容词，“声音”是名词，“测量”则是动词，因此在句段中区分它们并不困难。而西文的同音词与汉语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的书写方式是相同的，不存在语音以外的区别手段。西语的同音词同时也是同形字；汉语同音词非常多，但汉语的能指除了语音外，还依靠书写、偏旁这些图形因素，以及多音词的各种组合对彼此作出区分。结果是，虽然与西文一样，汉语仍然有极少数同音同形的能指存在，但绝大部分能指通过“音—形”系统是可区别的。对于“bái chī现象”这个词组，仅靠语音很难分清到底是白吃白拿的现象，还是到处是智障者的那种白痴现象，你必须说明那是哪个chī。但一旦加入图形文字要素(“吃”或“痴”)，它们的区别性又是清楚无误的。而这种文字和语音混合的能指，其数量是极其丰富的。传统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就靠这样一种丰富而特别的能指所构成的符号而焕发光彩。 汉语是一种与西语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笔者认为，罗兰·巴尔特对这种语言缺乏了解是他作出上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判断的原因。从符号上看，同音词众多和“音—形”混成的能指构成方式，是汉语的两个突出特点。 汉语符号系统的这一特征产生了以下三个文化与文学上的后果。 第一，发达的书面语及其对文化的影响。语言是文化认同的根，统一的语言是统一民族国家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语言，他做的不是统一中国语言的发音，而是统一汉语文字系统；在发音不同的条件下实行“书同文”，全中国用统一的文字。其实按中国当时的传播技术条件，各地方言在语音上差别很大，是不可能统一的，人们互相之间就像在讲外语一样，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书同文”促成了书面语发达，文言成为高雅文化的象征，认字以及用不同于口语的文言写作，成为特殊文化阶层的标志。盛行说话的地方是低等文化衍生的地方，比如话本小说一开始就是这种低俗文化。书法成为一种艺术，因为中文的方块字具有图形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