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者到名流·从学界到民间·从国学到显学 近年来，文化界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热”。这话似乎有点语病：文化界内部当然每天都得面对文化，何热之有？但笔者所谓“文化热”，并非文化界内部主动“发热”，而是一股社会需求成为风气，突然热衷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界身不由己也被动地热起来。 所谓社会需求演成的风气，是指以强势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闻风而动的各地电视台为中心而波及全社会(书店、出版社、报刊、网络和学院)，迅速造成以往只有政治动员才能生效的全民学习传统文化、关心传统文化的热潮。文化讲座收视率竟然超过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以往一贯很严肃的文化普及竟然赛过大众文化娱乐，精英文化竟然一夜之间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狂欢。电视文化讲座副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急遽飙升，一本书只要是“央视百家讲坛”某位坛主的演讲稿，开印就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册，成为理所当然的畅销书；本来在学界籍籍无名之辈，一旦登上某个讲坛“秀”一下，就成为当然的文化权威和学术明星，马上晋升(或自封)为教授。据说某位本来在书斋坐冷板凳的学者，自登上“百家讲坛”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流和公共人物，自此出门不戴墨镜，就害怕被人围观，而这位先生却在基本保险的公共媒体上频频露脸，对各种超出其专业领域的公共话题泰然地发表高见。 因为与大众媒体结合(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学者成了名流，学术走出学界而走向民间社会，传统文化再也不只是政治宣传的招牌和国家的文化名片，而被渲染为大众的普遍追求与精神寄托。本来一直是出版社沉重负担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书籍，也一下子成了文化产业链中被看好的一环，并被头脑精明的书商反复开发。最后，“五四”以来一直比较冷门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国学”，竟然无须任何权威干预，在经济利益主导一切的当下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 这一次“文化热”，使人们自然联想到1980年代后半期另外一场文化热。 20多年前那场文化热，是政治改革走到一定阶段的变相延伸。当政治改革无法按原来的速率深入下去时，剩余热情就只能转移到文化界，借助文化讨论的曲折叙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抛物线，结果只能是被政治权威叫停，由此积蓄的乃是未被实现的政治理想，而非任何形式的经济效益。曲折的政治隐喻必然走向宏大叙事，气势恢宏的本质论描述、概括、总结和未来学展望乃至潜在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呼求，成为20年前那场文化热的最高呈现方式。惟其如此，文化故事的讲述者、书籍读者、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都是所谓“社会精英”，而非今天大众集体的参与。20年前文化热的价值倾向很明显，是和“五四”前辈那样把政治变革失败的怨恨转嫁到传统文化，断言政治改革必须最后诉诸文化的更新，所谓文化热其实是文化批判热，参与者们所关心的乃是文化故事宏大叙事的本质论结果与必然推导的政治运用，不是如今以学术外衣包装好的集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细节与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演绎。 但两场性质不同的文化热，在运作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20年前那场文化热之所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主要是自上而下启蒙与教训的结果，它紧紧依赖“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创设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模式；那么眼前这场新的“文化热”，看上去增加了诸如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新的运作方式，骨子里仍然借用了这一传统的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不仅如此，它还把这种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在全球资本和后现代文化工业的语境下推向极端，变传统的诱导模式为后现代的恐吓逻辑——眼前的这场“文化热”告诉大众：跟后现代文化工业赛跑，也就是跟时间赛跑，跟生命赛跑；谁拥有正在热播的文化讲座的信息，谁就拿到了时尚狂欢的入场券，谁就抓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方向，其文化生命的质量与档次就获得保护。文化，不再是潜移默化、润泽心灵的精神营养物，而是必须及时抢购的时装与随身携带须臾不可或缺的救心丸。 在这场旨在对大众实行文化恐吓和文化收编的文化热中，重要的是被抽象把握的文化象征本身，而不是文化的实体内容。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典籍、人物、故事、典章、制度、文物之类之所以取代人类文化交互形成的文化公共体、未来文化展望而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并不只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结果，而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简单可操作性。 学院文化的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场“文化热”的发动者是权威媒体、头脑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的网络，但“资源”始终在高等院校。各种文化讲座的主讲人(纪连海、刘心武等个别例外)绝大多数都是学院(大学和社科院)的教授、博导与学术权威(至少也是学术新秀)。 学院的学术资源进入公共空间并非不经过过滤和选择。换言之，学院的资源并非全方位地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的发动机，公共空间在接纳和利用学院资源时也改造了学院的文化形象，甚至影响到学院各学术部门的原有平衡，促使后者在短时间内重新建构。其中有三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中学”压倒“西学”。“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与人文学科的重心是“西学”而非“中学”，这是对晚清维新改良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反动的结果。尽管解放以后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口号下“中学”一直受到重视，但从来没有压倒过“西学”。这不仅表现在投入资源之大小悬殊，也表现在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和世界观来自“西学”而非“中学”。很长一段时间，是“西学”领导“中学”而非“中学”领导“西学”。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国家在“中学”方面的投入不断提升，大型学术研究立项计划纷纷向“中学”倾斜，“西学”(除了与“西马”有关的课题)不知不觉失去了过去的领导和主导地位，成为真正封闭在学院内部的纯学术操作，和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建构运动失去有机联系。尽管没有清楚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无疑极大振奋了“中学”，在古典文学、传统史学、古代哲学、古代社会制度、古代科学、古代习俗礼仪(尤其节日庆典)、历代人口经济地理和交通演变、古代建筑、传统医学及宗教各领域，学术研究都欣欣向荣，“研究梯队”日益强大，研究资金日渐充足，社会关注也越来越可观。甚至不少地方和部门还直接把所谓“传统智慧”运用于管理、商业和日常生活，最后反映到大众文化领域，由权威媒体骤然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传统文化热，实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