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晚年的梁启超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教授之一，同时也到其他学校授课和演讲，他给青年学子开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讲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他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墨子研究、佛学研究等等，都是国学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不过，本文想要说的是，梁启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现代国学研究开创期的开创作用、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姑试论之。 上篇 “国学”观念之产生与概念之界定 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国学讲话》，作者王缁尘一开头就指出：“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称为国学。”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国学”一词1902年才开始出现，但究竟谁是首创者，仍然无从确指。 对此笔者亦不敢断言。不过笔者认为，国学观念的出现，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在不能确定发明者“第一个人”的情况下，不妨先圈定“第一批人”，并且认为梁启超是这第一批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中国人主动了解和输入外国的知识、学问，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不过那时人们还把西方文明称为“夷情”、“夷事”、“夷技”、“夷言”，潜意识里透着一丝鄙夷，还没有所谓“学”的概念。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了与“中学”对应的“西学”之称，虽然认识到那是一种可以帮助国家致富求强的学问，但却强调“中体西用”，骨子里认为中学毕竟优于西学。到维新运动时期，西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时也被称为“新学”，传统学问则被称为“旧学”。不过，上述的夷、夏，西、中，新、旧之说，从思想意识上说，还是文化主义的，还没有涉及“国”的概念。戊戌政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西学的输入更盛，列强的侵略更烈，有人担心国粹的湮灭，有人担心国权的沦丧，于是纷纷提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于是“国学”——中国固有之学——便成了匡时救国必不可少的工具。梁启超是20世纪初最先倡导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国学的观念从他这里萌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避居日本，观察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899-1902年间，陆续发表了《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灭国新法论》、《新民说》等重要文章，指出，西方列强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惊人增长，导致经济生产过剩，必须在欧洲之外寻找新的倾销市场，现在世界各地已被他们瓜分完了，只剩下一个在“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的地方，于是便“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①。 因此，梁启超反复强调：“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②“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③对于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④。也就是说，必须培养出具备新道德的适应新时代的新国民。他号召新国民一定要有国家思想，要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要知道朝廷和国家的区别；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要放弃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大同那是一万年以后的事，当此竞争世界，国家是参与竞争的最高团体，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⑤。 怎样才能培养出新国民来呢？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⑥ 他要求保存而勿失坠的那些东西，简言之，就是自周秦以来延续下来的传统学术思想与精神文化。但是这样说还是不简，因为要经常提到，所以需要找一个更简单而又响亮的代名词。以前用的“中学”、“旧学”之名，现在觉得不新鲜了，“旧学”听起来更不顺耳，于是便试着用别的名称。拿梁启超的文章来说，他用过“周秦古学”(《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中国之学”、“汉学”(《爱国论》，1899)，“国粹”(《中国史叙论》，1901)等。 至于“国学”一词，在梁启超的文字中最早见于1900年，这年5月，他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与老师讨论自由之义，其中说道：“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⑦不过这里的“国学派”一词语义朦胧，难明所指。 1902年，梁启超才明确地使用了“国学”一词，并且计划办一份《国学报》，去信向黄遵宪报告，并请他参与其事，黄遵宪回信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