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一代国史大师和国学宗师，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中国历史文化满怀温情与敬意。其学术人生有一鲜明特征，那就是对“宋学”(以包括理学在内的宋代新儒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极力推崇。钱穆说：“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①；“讲中国学术史，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来得像样。”②钱穆不仅明确推尊宋学，更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具体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综观钱穆一生之学思历程与立身行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宋学用力最勤，用功甚深，受其影响亦极大。关于此，钱穆自己也曾谈及：“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③那么，钱穆一生何以对以宋代新儒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即宋学如此推尊呢？他又是如何对宋学进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诠释的呢？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深切感受他的学术理想与文化关怀，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我认为，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一、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 1.“融释归儒”，此乃宋儒之“真血脉”、“大贡献” 宋代新儒学是宋学的核心，宋代新儒学之所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融化进了佛学。钱穆在关于宋学的著述与讲演中尤其凸显和肯定了宋儒“融释归儒”的特殊功绩，认为这是宋儒的“大贡献”、宋学的“真血脉”。 钱穆说：“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挽回到日常人生方面来。但到底是佛学，到底在求清静，求涅槃。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正如《易传》、《中庸》会通庄老来扩大儒家一般。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因此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走上衰运，而儒家则另有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④又云：“禅宗主张本分为人，已扭转了许多佛家的出世倾向，又主张自性自悟，自心自佛，早已从信外在之教转向到明内在之理。宋明儒则由此更进一步，乃由佛转回儒，此乃宋明儒真血脉。”⑤“融释归儒，是宋明儒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大贡献。”⑥首先应当说明的是，钱穆虽将“宋明儒”合而言之，但综观钱穆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把“融释归儒”的功绩主要归功于“宋儒”的。钱穆的这几段话极为重要，至少表明了他关于宋代儒释关系的两大观点：其一，禅宗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把佛法挽向现实人生化，开启了宋代新儒学；其二，宋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是“融释归儒”，开出了儒家的新生命与新气象。 关于宋代新儒学之兴起，钱穆特别凸显了禅宗的作用，而反对流行的一般见解，即将宋代新儒学之开启归功于韩愈辟佛。他说：“禅宗时期，正是中国佛学的最盛时期，却被那辈祖师们都无情地毒骂痛打。打醒了，打出山门，各各还去本分做人，遂开出此后宋代的新儒学。后人却把宋学归功到韩愈辟佛，这不免又是一番糊涂，又是一番冤枉。”⑦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同时又认为，宋学最初之姿态，要远溯到韩愈的提倡师道、辟佛卫道。他说：“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⑧“韩退之大声疾呼，斥佛排老，反对进士诗赋，尊儒术，唱古文，继孟子立师道。在当时虽无多大影响，而宋学则远承韩氏而起。”⑨钱穆同时兼持的这两种观点，看似自相矛盾，其实是一脉贯通的。钱穆认为，宋代新儒学不等同于宋代理学，还应包括理学出现之前的北宋初期儒学⑩，宋代新儒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初期儒学(“初期宋学”)、北宋理学(“中期宋学”)和南宋理学(“南渡宋学”)。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钱穆上面所说的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了。若整体综合地来看，钱穆其实是在强调：禅宗开启了宋代理学，理学之兴起，实自禅宗启之，而不能归功到韩愈辟佛；韩愈影响了初期宋学之姿态，宋学“初期风气，颇多导源于韩愈”(11)，而不是由禅宗开出。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韩愈所影响的初期宋学，还是禅宗所开启的宋代理学，都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之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融释归儒”的功绩可以分别来看：初期宋学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侧重于立儒归儒；理学则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侧重于辟释融释。 让我们先来看看初期宋学之立儒归儒。钱穆在论及宋代新儒学之时，非常强调初期宋学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宋明理学概述》中，钱穆有言：“北宋初期诸儒，其中有教育家，有大师，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诗人，有史学家，有经学家，有卫道的志士，有社会活动家，有策士，有道士，有居士，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他们中间，有一共同趋向之目标，即为重整中国旧传统，再建立人文社会政治教育之理论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群众生活再纽合上一条线。换言之，即是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这可说是远从南北朝隋唐以来学术思想史上一大变动。至其对于唐末五代一段黑暗消沉，学绝道丧的长时期之振奋与挽救，那还是小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时期那些人物之多方面的努力与探究，才能了解此后宋学之真渊源与真精神。”“后代所谓理学或道学先生们”，“这些人，其实还是从初期宋学中转来。不了解宋学的初期，也将不了解他们。”(12)在此，钱穆突出了两点：其一，初期宋学多方面的活动与努力重整了儒学传统，扭转了魏晋以来儒学衰败的局面。其二，初期宋学尊师重道，从学术和政治等方面正面重整儒家传统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从而光大发扬了韩愈的道统说，直接影响到后起的理学。在《朱子学提纲》中，钱穆在归纳简介了北宋初期儒学三个方面(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的内容和成就之后，又总结道：“宋儒为学……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绳尺，若不免于博杂。又好创新说，竞标己见。然其要则归于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治。”(13)总之，钱穆认为，初期宋学“重整中国旧传统”，“明儒道以尊孔”，“重兴儒学来代替佛教作为人生之指导”，在发扬与回归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