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一个信息再生系统构成了“文化编码”，即一种与生物遗传编码相对应的社会编码。文化编码维系着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或不变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随机事件、混乱和无序。但是，这种不变性是相对的，如同遗传编码在自我再生时由于随机的干扰发生“基因突变”一样，文化编码也会发生改变。虽然哲学人类学提出了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产物的思想，但是，所有的文化哲学理论似乎还缺少类似于超循环论那样的学说，即“文化超循环论”。我们试图在复杂性范式的平台上把文化视为由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组织形态，对文化的超循环自组织机制的演化与自由自觉主体的生成发展作一些探讨。 人脑自组织是人类意识自组织的物质基础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M.埃德尔曼指出：“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物体之一，当然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最了不起的结构之一。”①他向意识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认为意识过程不断地和脑中的无意识过程相互作用；意识过程有赖于许多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每个个体意识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意识来自于某种特殊的脑过程，这种过程既是高度统一的(或者讲整体性的)，又是高度复杂的(或者讲分化的)。”② 埃德尔曼把意识分为初级意识和高级意识。所谓初级意识，即构造整体性精神场景的能力，这并不需要语言或者真正的自我意识。初级意识主要通过分布在丘脑皮层系统各处的神经元群之间的再进入作用构建起来。脑进化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从简单神经系统到基于再进入动力学之上的复杂神经系统的飞跃。这种整合把从许多不同模态来的信号和基于整个进化史和个人经验之上的记忆关联起来，构成了一幅场景，这就是“记忆中的现在”。于是，信息在进化上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新的潜力——主观的可能性。简言之，它成了意识本身。③在一个复杂的脑中，记忆是分布各处的进行性神经活动和来自外界、身体和脑本身的信号之间进行选择性匹配的结果。记忆本身是一种系统性质，它不能等同于回路、突触变化、生化、价值约束或者行为动力学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相反，它是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结果。记忆是非表达的，它类似于免疫系统。抗体并不是对外来抗原的表达，但是这个抗体通过免疫系统可以识别抗原。同样，记忆也不是表达。记忆是脑为了使得它能重复某种行为而改变其动力学方式的一种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记忆是在不断进行着的经验中创造性重新分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精确地重复先前的事件序列。生物学记忆是创造性的而非严格复制性的，这是意识的重要基础之一。④ 如果说初级意识把个体和实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么高级意识至少使它们可以暂时分离。高级意识最低限度要有语义能力，而它的更为发达的形式则要有语言能力。语言除了指明对象和事件外，还有用于交流感情和下判断的表达功能。一旦随着语言开始发生高级意识，自我也就从社会和情感关系中产生出来。而一个只有初级意识，没有符号能力的动物乃至婴儿不可能建立起有关自我、过去和未来的观念。每当我们有思想的时候，在脑中发生了很多事，其中绝大多数是并行的，并且有惊人的复杂性和极其丰富的联系；其中有许多是今天的计算机也处理不了的信息。而“当一个没有语言的动物有精神生活的时候，这种精神生活必然很有限，因为这种动物缺乏自我的概念。虽然这个动物有它独有的精神历史，但它并不是一个主体——能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主体”。⑤ 无独有偶，托姆在《突变论》中也谈到了动物的精神活动与人的精神活动的区别：由于客体对动物具有迷惑性(enthralment)，动物的“自我”(ego)也就不再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只有在产生低级反应时，以及在本能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重新确定起“自我”来。对于动物来说，“主观—客观”的区别并非总是存在的，而是具有间断性。而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符号活动和语言的出现是影响全局的关键性因素。人类通过语言给事物命名，从而将自己从事物的迷惑性中解放出来，即将人脑从“此时此地”这一王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我”也就以空间中对真实躯体的表示作为基础永恒地确立起来了。而动物却仍然听命于这个王国的统治。⑥ 德国的克劳斯·迈因策尔在《复杂性的思维》一书中指出：学习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复杂脑模型中的自组织。大脑组织化的每一阶段都涉及到某种自组织。个体发育必须运用神经系统的自组织去处理其复杂性。意识和无意识状态表现出依赖于相当复杂的神经生理学系统，神经系统中包含了各种水平上的反馈圈和相互关联。在传统认识论中，“意向性”被认为是人的精神指称世界的特殊能力。实际上，意向性并非为人的大脑所独有，而是某些复杂系统的特性，即复杂系统的自催化机制。如社会昆虫的筑巢就是一种集体的意向性行为。可见，意向性有不同的水平，这取决于增加着的进化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可以定义为有倾向性的行为模式。复杂的自组织参照性并不局限于人类或哺乳动物的大脑。它们仅仅是特殊的复杂系统的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实现，是在生物进化中产生出来的。当然，我们人类的感受性并不停留在爬虫体水平上，而是在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中得到了发展。“从爬虫体时代到今天，是某种复杂的反馈改进了我们的感受性和欲望。”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