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三卷) 黄兴涛主编，中华书局，2009 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恢复学术活力的中国大陆史学界，几乎同时兴起社会史和文化史两股研究潮流。尽管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且彼此之间也一直在不断地互动着，但相比之下，无论是在新颖程度、理论自觉还是学术声势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社会史研究或者说在“社会史”旗号下所进行的研究，似乎都要略胜一筹。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新世纪之交，社会史已然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明显主流，传统文化史研究者倍感彷徨的时候，从西方却又逐渐响亮地传来了一股强劲的、以“新文化史”为符号的时髦浪潮。这对于中国既存的社会史和传统文化史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稍具敏感的学者都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在西方，“新文化史”大体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已颇具声势。1989年，美国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等人已正式揭起“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大旗。即便从80年代算起，欧美新文化史的发展也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近10年来，对于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峡两岸都陆续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介绍和评论。尤其是近5年，它更是引起国内历史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今在国内，专门从事文化史研究的青年学人，完全不知道“新文化史”者，大概已经不多见了。 就起源来说，西方“新文化史”乃是对传统“新史学”即社会经济史等的典范研究力图超越的结果。其核心特点，或许可从几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在理论上，它对机械唯物论过于夸大经济的功能强烈反弹，极力强调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富于的主动性及其普遍、重大和微妙的作用，甚至认为文化也能决定政治和经济。这同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文化转向”、“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起与发展的走势是相一致的。其次，在内容上，它注重社会性的心态透视、语言功能、话语分析和“政治文化”研究，重视对文化象征与符号史(文化认同史)、社会性别和医疗文化等与“身体”有关的历史，以及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等的研究。三是在方法上，它热衷于文化叙事，俗称“讲故事”，强调史学的“文学性”，对史料的运用也因此更加多样化；同时轻视宏大叙事，讲求微观史；对现代性知识、观念、思想取怀疑的态度，重视对其形成过程的呈现，从而表现出一种后现代思潮的明显影响。 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西方“新文化史”也在不断发展和自我调整过程中，不仅有关学者的“声称”与“实践”存在着矛盾，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在近年来有关“新文化史”的评介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到不少关于其不足和偏向的担忧与批评，比如，有人认为它过于夸大文化的范围与功能，仿佛能无限上纲地以文化解释一切；有人批评它过分张大历史学的“文学性”一面，不免有“蹈虚”和“自乱”之嫌；还有人批评其有关知识的政治权力分析已成固套，乃至诠释过度化，想象泛滥化，隐喻和象征性分析的无节制，对微观、边缘、下层的过分感兴趣，以及解构倾向的玩世不恭等等。应该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些问题的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值得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也应加以认真的反省。 事实上，无论是就实际成果还是研究方法而言，“新文化史”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都不是全新的东西。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其有关内容和具体研究就在人类学、社会史和文化研究等的名义下，零星不断地进入中国，刺激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研究。只不过那时的介绍还缺乏鲜明的“文化史”整合性，其代表性译著也翻译得不多，自然还难以引起对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更多思考。今天，当中国史学界有过几十年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丰厚实践之后，再面对西方“新文化史”的规模性、整体性的引进，应该说已逐渐具备了较充分的学术条件，可以更为从容、理性地对之加以选择。比如，在精英与大众、区域与整体、中心与边缘、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乃至现代性观念和后现代思想等等之间，我们的研究实未尝不可努力从方法论上，更为自觉地去寻找某种合适的平衡点，而不至于一定要走到非此即彼、无法融合的偏颇境地。 在这方面，我们能从韦伯那里获得的智慧，可能远比当今那些正时髦的思想家们多得多。在这位平实而深刻的“现代性”理论家和学术大师的著作里，你能不断感受到博大而“中庸”的思想魅力，还可以获得文化史研究丰富的实践启迪。韦伯当然需要反思，特别是他所代表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潜意识。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许多人类学家(如格尔茨)、“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反现代的思想家都声称受到他思想与学术的重要影响，这绝非偶然。在韦伯的著作和思想里，现代性已经孕育着可贵的反思因素，显示出一定的内在张力。重温他的“平正通达”，可启示我们更为理性地去看待各种“文化史”，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西方的“新文化史”、国内外传统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全部资源作为基础，本着一种继承、融会、有所反省和超越的前瞻性精神，不断进行新的、多样化的文化史研究之具体实践，或许才是最为明智的态度，这也可视为我们新阶段文化史研究再出发的一个基点。下面，笔者谨围绕这一基点，从几个方面对《新史学》第三卷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研究，做一述评，并借此表明自己对于再出发的文化史研究应具品格的一些相关认识。诚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 一、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 文化作为一种联动整体和历史存在，并不能按它自身的结构形态去孤立地进行所谓内在的认知和把握，它既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生存与运行，就必须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加以观察和探讨。因此，文化史研究要揭示的，就不仅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态，它还包括文化内部各门类、各领域之间通过何种社会机制互相影响的过程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