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6-0101-06 在当下的语境中，文化研究之文化的内涵，已经大大拓展。作为一个意义系统，文化不只存在于艺术和知识。它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而渐变成矛盾的集合体。文化研究思潮推动文化与社会生活相互渗透，以致社会生活愈发点染上媒介、权力、差异和符号化的色彩。其特征是混合、含糊、杂交、商业化和民主化。我们这样理解文化，同时也被文化所形塑。这种互动，既有融合，也有抵制。文化融入社会各个层面，与社会越来越同构。文化成为社会的修辞，社会成为文化的文本。“文化”愈益“社会化”，“社会”愈益“文化化”。换言之，文化的成了社会的，社会的成了文化的。特别是文化与市场经济、大众的文化权益紧密相联，催熟着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已然来临。 今日炙手可热的“文化研究”，绝非研究文化之谓也，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大量借用、杂糅其他理论来研究社会。其中，大众文化因为在消费社会的强势地位，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文化研究原本脱胎于社会秩序的变动，是为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张目的一种努力。理解社会变革，首先激活文化研究的生命。现存的知识范式，包括科学的知识范式和政治的知识范式，均出现危机。理解文化的社会变革作用，变革的驱动力已经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解构精英文化观及其研究范式[1]。西方文明体系的内部秩序发生变动。伴随着非西方民族国家力量的逐渐强大，文化研究也改变了自己的重心，其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文化的整合、同质化、统一等还在发挥作用，但遭遇的挑战越来越多。虽然美国依旧控制着全球盛行的文化与信息产业，但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文化的交往互动，使文化不断趋于同质化；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使文化日益凸显本土化[2-1]。全球化作为各种文化竞争的场域，充斥着差异和权力的博弈，以及同质化与异质化的此消彼长、“本土”与“全球”的冲突融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性力量与本土性力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反过来助推本土文化的现代复兴。所谓“本土的”或“本真的”文化，并没有固定的内容与模式。对于输入的文化商品，本土文化必定要进行变化和限定。其结果往往呈现“混杂”的特征，甚至发生形式的变异。全球化可能使世界变小，使文化在交融中呈现出多面孔。因而，它受到某些人的赞美和欢呼，也遭到某些人以本土的“根”的名义的抵制。所以，“说到全球文化，最好不要把它理解为共同的文化”[2-2]。全球的文化互动，造成文化符号与文化消费者很难形成固定的关系，使得人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认同之中，彼此间并不相互强化。 理论旅行带来的文化研究及其消费文化，早已从话语的叙事层面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深入到无尽的“物”和审美的“幻象”所制造的一系列狂欢之中。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流行，表征着新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的崛起，而且颇具规模。当下的大众文化超越自身的界域，通过扩张话语空间建构起广泛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它在改写文化格局之际，僭越其他文化类型的存在空间。其打造的一系列文化奇观，成为当前大众消费的“神话”。 中国兴盛文化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渊源和外在的现实需求。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大体上经历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主要是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资源批判大众文化，多限于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的理论，而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理论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后期，由于李泽厚的介入和海外学者徐贲呼吁“走出阿多诺模式”，才有了对大众文化的反省和重新认识。世纪之交以来，由于费斯克理论的流行，学术界认识大众文化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复杂时期。其中，既有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立场的坚守，也有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清算。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积极地影响公共文化空间、乃至文化场，因而表现出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建构性及其浮躁化。我们认为，文化研究应该直接切入现实的语境，结合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转型来阐释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做到多视角、多声音、全方位地洞察研究对象。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尽管众声喧哗，但真正的融合、对话与超越，尚在途中。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有待深入。 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中，“大众”有分流、分层。在“自我想象”和欲望修辞学的诉求中，“大众”却是庞大而匿名、同质性极高、且迅速增长和扩散的群体。它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支持，担当着社会中坚力量的角色，为社会的发展、稳定及其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折射出文化研究的某些局限。除了关注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文化研究还对底层民众和那些无声的群体寄以同情，甚至为其代言，但这方面的声音时常被遮蔽。保持文化研究关注现实状况、边缘状态的冲动和激情，需要使用任何文化资源，而不恪守陈规和学科建制。它拒绝学院高墙的阻隔与间离，直面思想和社会的挑战，既能保持中国文化观念的本土性、文化经验的原生态和相对于西方理论模式的异质性，又能呈现大众文化研究的条理性和体系性，从而获得相对现代的理论形态。这确实具有相当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