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5－0032－05 主持人语：去经典化的文化研究的勃兴引发了它与建立在经典之上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剧烈对抗，这种对抗已经在近些年的热门话题中表现出来，如文学理论的扩容、文学史重构、雅俗文化界限的消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为了回应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论争，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于2008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现选刊一组会议论文，它们从对文化研究进行学科体制上的考察，到文化理论家的个案分析，再到辨析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透视角度，希望能引发读者新的思考。国立新加坡大学毕肖普（Ryan Bishop）教授的《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考察了文化研究在大学体制内的学科化及其对文化研究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对于正在推动文化研究学科化的中国学者无疑也是一个提醒。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温特（Rainer Winter）教授的《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及其对当今批判理论之意义》，全面阐释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人物威廉斯的当代意义，认为其文化理论预示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实践转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民主进程的推进、反霸权、反资本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等各个方面都有指导意义。首都师范大学易晓明教授的《批评与文学分道扬镳：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回溯了文学批评从寄生于文学到一步步走向独立的历史轨迹，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则是批评走向独立的新阶段。文化研究丧失了文学性、审美性、特别是（文学的）超越性，使批评与现实同构为一体，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焦虑。文章指出消费文化时代取代文学文化时代是批评史变迁的社会基础。 （易晓明） 文化研究已经陷入体制之中。因此，现在谈文化研究必然涉及体制，这种体制，涉及研究的套路、理论、方法论、书籍、杂志及其所做的阐释等方面，同时提到体制或结构形式，如旨在使混乱的世界趋于稳定的法律或政治，也是在论及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不论这个传统现在显现在哪些方面，它都构成了我们今天制度的基础。“全球研究与开发大学”（the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作为目前所有大学追求的楷模，本是一个特殊的并具有历史局限的结构形式，它受冷战时盛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技术和各种技术性（technicities）的驱动，在冷战结束后兴起。任何大学内可能阅读此文的人，莫不深受此类大学机构模式的影响，但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大学机构的实质，对其来龙去脉也不甚了了，只是将其理解为一套所谓“职业化”的模式，并身体力行于其中。倘使我们置这一事实及其历史性于不顾，置被大学体制合法化的学科分类特性于不顾，忽视它生产的知识以及以其名义所做的传播与合法化等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领会批评任务的主旨：批评训练的目的在于随时探察任何一个领域，探察全部所有领域。 若抛开大学体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便无法理解文化研究（它现在可能的样子以及未来的文化研究可能的形式）。我们指的不仅是具体大学，更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一套特定的体制结构。这些体制结构已经千篇一律，而且全球都在纷纷效法，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局面使处于后后冷战世界中的我们，与作为制度的大学展开批判性交锋成为迫切的课题。而交锋也关涉反恐战争，我们都具有同一的反恐立场。在此，我们期盼这样一个场所，即文化研究有望成为更富成效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所，不过这样的场所尚未形成，那或许就是未来的文化研究。如此考虑当今的（和将到来的）文化研究，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凸显出来，即文化研究的内部和外部：在该领域中某种阻碍研究和教学的畏难情绪在内部（文化研究之内）普遍存在，而许多外部（外在于文化研究）的思想研究正对此品头论足，气势逼人。文化研究的未来寄托在当下的视野之外，存在于目前使其运转的机制之外，恰如它每每位于其自身之内：谅必任何学科的情形都概莫能外。 宣布某一特定学科处于危机状态几乎总是时髦之举，这与学科发展史和一种连续性修辞一脉相承。文化研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自身发展的如下三个时期：先是自我怀疑，然后对它作为学术舞台的后来者的身份感到自卑，最后因此患上偏执狂。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文化研究危机四伏，当然从体制上看也远非如此，因为系别、学生、课程和教职的数目一直呈急剧增长态势。但或许在大学的这种建制内所取得的辉煌成功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即便不是一个危机），而这个问题似乎正相当沉重地压在当下文化研究的头上，实际上，它正阻碍未来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大学里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差不多有30多年了，为了使其自身得到承认，为争取一片制度性空间，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断地斗争，女权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某种）美国人研究无不如是。但一经在制度中固定下来，大学就一如既往地把该学科纳入教育规划当中，仿佛它原本就已经存在了，是古已有之的整个学术景观的一部分了（言及选择性记忆，大学堪称游刃有余）。这是一种收编合并（incorporation）行为，它使新学科合法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对它的驯化。大学对一门学科的吸纳（assimilation），正如该词本身所意味的那样，是使其进入大学制度结构中，并与在惯例之内运作的其他学科相类似，而被制度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危险，那就是将丧失起初文化研究兴起时它的现实层面的那些东西。文化研究本是一个场所和一套策略，提供一系列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对象都与艺术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有关，但又与之相区别。现在，它存身于大学之内，它的那种他异性（alterity）、特异性（singularity）（假使它曾有过）都销声匿迹了。文化研究已经成功地使作为制度的大学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因此获得了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成功危及了它自身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