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2；G05；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9）10－0072－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引入，英国文化研究前期的“文化主义”基本路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向，由此引起了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或称“结构主义转向”），对文化和符号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式进入到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程序之中。而对种族符号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将种族的意义向度与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出了一种更为深入探察种族问题的研究范型。 根据符号学的解释，世界是以各种代码或符号系统的形式存在着的，人们借助于此而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由此，符号便具有一种象征层面上的意义。此外，比如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则偏向于认为，代码和符号并不是普遍既定的，而是常常为某种选择过的意义所规定的，潜藏着特定的目的取向，然而又同时试图将自己当作“自然法则”（naturel）。就此“冒牌性”而言，可以将这种符码称为是一种“神话”。符号学的作用正在于能够戳穿“神话”，揭示出隐藏于这些符号之背后的实际意义。 当代符号学理论所揭示出的诸种特征，直接反映在英国文化研究对种族符号的研究中，并由此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种是注重于种族符号的象征意义，即符号作为对自身情感的一种表达，蕴含了能动、反抗等的积极意义，这可以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的研究为代表。然而，这种研究仅吸取了符号学的正面阐释，仅仅只能说明边缘群体所具的表述模式，而不能解答这种边缘性是如何造成的，从而也不能进一步对那种更为宏观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的本质进行揭示。另一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lt Hall）、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等人所偏重的符号的结构性的研究，落实到种族问题上，也就是主要关注白人对种族符号的制作及在这种符号中所隐藏的话语逻辑。置于西方的现实语境中，后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种族主义的性质显然更具代表性，也更具解构性。 一、种族符号的抵抗意义 在英国，异质文化（尤其是西印度移民黑人文化）长期以来被看做是伴随着灾难性的影响引入英国国家的。黑人被认为是“入侵者”，他们破坏了民族的纯粹性，由此，黑人的存在便被建构成一个问题与威胁，被看成是直接导致英国危机和衰落的原因。伯明翰学派站在边缘群体的立场上，对这种主流观念进行了批驳，在他们对种族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以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对黑人所表现出的各种符号进行了探析，对黑人为英国文化所带来的活力进行了辩护。其中，像迪克·赫伯迪奇与保罗·吉尔罗伊便是这一领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学者。赫伯迪奇的研究，主要是在亚文化的解释框架下进行的，由此而开辟了一条以符号方法研究种族问题的路向；而吉尔罗伊也将符号的概念应用到种族研究中，将黑人文化看做一种积极能动的符号，进而视之为反抗白人霸权话语的有力武器。 通过对黑人文化进入英国历史的考察，吉尔罗伊认为当代英国文化是一种多重杂交文化，已不能够将黑人排除在外而单纯地去理解所谓的“英国性”，因为当代黑人文化已经在很多层面上（尤其是艺术、时尚、青年亚文化等领域）以符号的形式渗透进英国的表征世界中，并集中表现在所谓的“黑人表现性文化”上。 “黑人表现性文化”的产生，因于殖民的历史所造成的黑人在语言表述功能上的丧失，被殖民者不仅没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于也被剥夺了用本土语言表述感情的可能，因此，像音乐、舞蹈等往往成了他们符号性情感表达的主要方式。在《黑色大西洋》一书中，吉尔罗伊写道：“音乐……已经被提炼与发展，超越于文字——说与写的微薄力量，而提供了一种增强交流的模式。”① 与之同时，黑人符号也介入到了英国的公共生活中。在《英国的国旗下没有黑人》一书中，吉尔罗伊考察了黑人音乐唱片对白人听众的联合作用。他认为黑人表现性文化在消费过程中被不断地创造着，它的发展虽然一直受到官方势力的压制，但已经超出了肤色的限制进入了广大的公共领域。黑人的服饰、音乐、舞蹈、时尚、语言等在形成英国服饰、音乐、时尚、语言等的风格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吉尔罗伊还着重分析了70年代出现的“反种族主义摇滚”（Rock Against Racism），这一趋势，注重黑人表现性文化尤其是音乐（包括布鲁斯、爵士乐等）所包含的反抗性和斗争性特点。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朋克”一族，他们的歌曲吸收了黑人灵歌的特征，公开表现对种族主义者的仇恨。黑人音乐直接传递给听众一种参与关系的信号，参与了公共领域的建构，通过那些连续不断的对话被不断地建构，通过自身独特的频道与听众对话。进而，通过对黑人音乐的研究，吉尔罗伊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反抗”意义，虽然这种反抗不会完全为主流话语所接受，但为表达黑人自身声音提供了可能，并为对白人青年亚文化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形成一个由表现性符号组成的公共感受领域。 相比之下，赫伯迪奇在亚文化的研究中则更能自觉地以符号学的视角洞察种族文化的基本构成，在其所著的《亚文化》一书的导论中，即对符号与意义、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证，指出不同的阶层会拥有自己的一套特殊性符码。这些符号包括服饰、舞蹈与音乐等。以服饰为例，赫伯迪奇认为，黑人文化的标记被清晰地记录在他们的衣着上——“早期移民初抵英国时所穿的服装映现在彩虹版的马海毛服装与图绘领带，印花布制成的裙衫与合成皮靴子上。与之同时，每一个雪白的袖口都映射出了成就的欲望，去制造出传统上由白人社会已经放弃的‘等级’，这就像是带有悲剧性的讽刺，过于鲜艳的夹克袖子在不经意中掩饰着所有融入东道国的希望，而这些对于当代英国人的趣味来说则过于招摇与花哨。整整一代人的梦想与失落，印刻在他们进入这个国家时所选择的服装的剪裁式样上（怀有雄心与雄心的失败）”②。通过以符号学手法对黑人服饰意义的探析，赫伯迪奇将黑人渴望被占主流地位的白人话语所接纳、却又落空的事实生动地表现出来。但他指出，黑人的反抗虽然被湮没，但这种反抗并非全无作用的，它不仅为黑人此后的各种符号性反抗行为做出了很好的铺垫，还以象征性的关系影响了白人工人阶级青年，并集中体现在白人工人阶级青年的时尚表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