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年代”成为了一种抒情／叙事指标，当《80年代访谈录》还余温尚存的时候，一本题为《70年代》的书也上市了。如果年代能启动思考的话，年代也许是代替历史和人民的又一造物主，在年代的掩护之下，我们－时代－历史的互文性得以成立，成为英雄的意愿并没有磨灭，这是福柯为现代性所作的最为经典的辩护。当然，如今，谁也不敢承认这个使“年代／现在”英雄化的意愿，这意愿被囚禁在日常理性、常识底线以及生活秩序的围栏中，英雄的反题就是犬儒，正如自然的反题是文化一样，活着就是一切，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犬儒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非理性的，它内在于理性逻辑，作为理性的伴生物，是理性斜视世界、斜视信仰、斜视理性自身的结果。从不相信出发，包括不相信自己，这怀疑形象经历了精英－大众－犬儒的演变，类似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元组，从对抗精英的痞子为起点，到痞子发现原来自己就是精英，启蒙的合题便是犬儒，犬儒成就了逻辑意义上的最大限度的普遍性，如今，网络民意代替了人民意志，这是互联网与后集权社会相遇之后的奇特现象：即网络民主（技术的普适性）先于制度民主，抵临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人们开口就把犬儒当作我们时代修饰词的时候，犬儒就已经被消解了。在理性极至的两端，启蒙英雄与生活犬儒互为镜像，当“吃饭哲学”由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李泽厚明确提出之后，在“告别革命”的宣言之下，精英与大众达成和解。如今，犬儒作为理性启蒙的初步成果，被自由阵营的左派所鄙弃，这个从内部脱颖而出的“敌人”，阻碍了更进一步的启蒙计划。 其实，在当代文化政治的谱系中，启蒙英雄与生活犬儒，并非抵抗与屈从的对立，而是作为抵抗的两种形式，作为两种抵抗的对立而存在。前面提到的两本书，其内在的关联依然是线性的，70年代如果是文化英雄们的黎明，那么80年代，就是他们阳光灿烂的正午，而90年代呢？ 整体意义上的对抗也不成立，80年代的主题是改变，上下一致，只不过对节奏的诉求不同，才导致了冲突。90年代的主题是秩序，上下也惊人的一致。官方与民间分野，是在互联网文化的兴起之后，才得以显形，说真话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恰恰是古希腊犬儒学派的核心命题。90年代不是一个适宜的抒情对象，成为英雄需要付出代价，同样可以反证，80年代的真英雄们不在书本上，他们的“被沉默”就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犬儒是选择的结果，选择商品房或者买房就成了最具政治意味的选择。飘忽的自由理念以及抽象的尊严终于落实在产权这个概念上，随之而起的征地、拆迁纠纷，逼迫出谎言与真话的对峙。但是字面意义和实践含义的错位，使得斗争的荒谬感增强：即此产权非彼产权——就财产权始源意义上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言。虽然，产权合法性已经得到国家意志的承认，产权就是产权，但产权又不是产权——故意放弃对其正当性的理解，政治的“大话”风格，或者国家意志率先制作的政治版“大话西游”——与国际接轨是口是心非的“西游记”，取消了真假的界限，那么谎言的敌人就不是真话，而是谎言自身，正如恐惧来自对恐惧的恐惧一样。用谎言对抗谎言，用谎言应付谎言，用一个谎言去弥补另一个谎言，犬儒政治在其表现形式上，是令人不安的，因为真话需要谎言来作注解。正因为在说“是”的时候，必须由一个“不是”来补充，这是辩证理性的方法，犬儒作为中国式的启蒙之子，这不肖子孙以忘恩负义的方式继承了80年代的遗产。 犬儒的故乡在90年代，如今90年代还没有发出她的召集令，让文化英雄们显形。召集是不可能的，没有英雄只有专家的90年代，让过好日子的意愿与成为英雄的意愿不谋而合，因为人在争取好日子的时候，还没有时间对好日子进行思辨的考察，至少在90年代是这样的。 犬儒主义兴起的机缘 大家依稀记得电影《芙蓉镇》的经典台词，绝望的右派分子秦书田对爱人说：“活着，像狗一样的活着……”仅仅活着，就是一种胜利，这大概该是当代中国最早的犬儒原型，活着是革命（革人之命）的反题，动物性是对抗极端的阶级性改造的捷径。电影主人公秦书田正在接受劳动改造，革命意识形态中劳动是光荣的，而现代性第一哲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关系一节中认为，奴隶代表着历史的未来，因为奴隶参与劳动，劳动成了财产占有的第一理由，而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强力征服——即敢于用生命作赌注，谁打赢了谁就是主人或者贵族，怕死的人就是奴隶。求死的意志如今被劳动概念取代，于是知识分子的财产占有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从事的是脑力劳动，现代之后，闲适哲人就成了哲学工作者。马克思用“劳动”范畴，为无产阶级争取到了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但劳动产品从劳动者手中飞了出去，进入抽象劳动价值的评估中，不仅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商品化，连劳动者自身也被商品化，成为劳动力商品，这是让马克思最为愤怒的“人的异化”。和黑格尔不同的是，财产占有是抽象法的实质，马克思不关心这个，无产阶级反正一无所有了，他们失去的是锁链，赢得的是全世界。但在右派分子秦书田这里，肉身的锁链没有被斩除。尽管他的（脑力）劳动权被剥夺了，连被异化的条件都不成立，让他窒息的是：他连结婚的权利都没有，组织家庭、繁衍生命，过性生活，是自然人的需求，因此比剥夺生命更残酷的是，剥夺人性中最自然的部分，这才是最不人道的行为。因此，寻求最低限度的人性起点，恢复人性的自然部分——生命权，大概是当代犬儒式人性启蒙的第一要义。 这部制作于1987年的电影，改变自古华的同名小说，编剧是作家阿城，电影播映之后，获得了广泛一致的赞誉，谁也没有对“像狗一样活着”提出异议。如果从传统的道家文化寻求支援——这也许是编剧阿城的原意，他一贯坚持文化主义的立场，如果超乎一切之上的文化佯狂，是秦书田在绝境中自我救助的唯一办法，那么自我保全的文化解释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入世与出世的循环论，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体操，在秦书田那里就显得有些身不由己。当芙蓉镇上的狂人秦书田遭遇“豆腐西施”的时候，狂人也不能免俗，狂人的情欲故事才符合逻辑地发生了。这对“黑夫妻”如何将“狗男女”进行到底，犬儒主义产生的机缘就是“躲避崇高”，其羞羞答答的理论表述就是“人的全面自觉”。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