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10-0136-04 一、韩寒成为一种现象 从1999年获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2006年《财经时报》评出的作家富豪榜排名第三位，再到2008年挑战作协主席，韩寒一直是被大众媒体广泛关注的明星人物。媒介对韩寒的广泛谈论已经超越了其人其事其文本身，从其身上引出的话题很多，例如从他六门功课不及格和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双重身份就引出了全才与偏才的讨论，当今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文化的多元选择，等等，以至于一时间热闹的讨论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围绕着韩寒的各种媒体的报道和由此引出的各种话题和讨论共同构成的文化现象，我称之为韩寒现象。我一直思考的是：为什么韩寒能成为一种现象？为什么韩寒的行为能引出那么多话题？韩寒代表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在当今社会他又为什么会流行会畅销？广大受众对他又是一个什么态度？ 为什么是韩寒而不是别人成为这样一种现象？那是因为韩寒成功了。当然韩寒是不可复制的，他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偶然性。“新概念作文之父”赵长天说：“当时韩寒正好处于青春叛逆期，所以当他用尖锐、极致的语言抨击现行教育问题时，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正好是这种叛逆心理加上社会思潮造就了韩寒出名。”① 2000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播出了一期专访韩寒的节目，作为嘉宾的陈晓明教授指出了这种偶然性：“假定说《萌芽》的编辑没有发现他，假定出版业又没有这么大的宽松度，再假定现在媒体如果不是对青年文化这么感兴趣，特别是网络文化不是这么普及的话，韩寒的成功是要打折扣的。再一个假定说经济不是这么发展，家庭给中学生的钱不是那么多，学生购买力不是那么强的话，这在五年前都是不可能。”② 可见，韩寒成为一种现象是要具备几个相关因素的： 第一，韩寒的特殊性，表现在他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性格和他特殊的成功。韩寒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一、二等奖，同时他在学校考试中六门功课不及格，按学校规定要留级，所以有“高才留级生”的身份；韩寒于2000年主动选择退学写书，在这种情况下还语出惊人“六盏红灯照亮我的前程”，充分表现出他大胆、张扬、叛逆的性格；2000年5月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出版，且非常畅销，但是他的小说仅仅是销量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坛对他的好评，所谓“进入了市场，没进入文坛”。 第二，中学生杂志、出版商和媒体的共同打造。1999年《萌芽》杂志为寻求自身出路的时候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一举夺冠，引起出版商的注意，这才有了小说《三重门》的出版。因为小说直指现行教育制度扼杀学生个性，媒体把韩寒塑造为“少年叛逆者”形象，大肆报道“写作天才横空出世”、“古今不肖无双”。 第三，韩寒拥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个群体大都与韩寒是同龄人，即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很容易产生共鸣。 应该说这三方面因素是共同作用的，缺少哪方面，韩寒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更不可能成为一种现象。反过来，如果说韩寒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时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那么他可能会在社会的称赞声中成为众多中学生的榜样，但却成不了话题，更不可能被媒体和出版商策划为“另类少年”。而如果没有庞大受众群体的响应，他的书也不可能热卖，不可能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明星。因此，如果说韩寒自身的特殊性是他成功的前提，那么出版商和媒体是他成功的条件，庞大的受众群则是他成功的依托。 二、边缘的位置决定边缘的文化 韩寒出名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载体，在他身上折射了很多东西，包括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被谈论得最多的是教育问题，韩寒的小说和文章多是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比如：“如果今天的学习只是为了明天的荒废，那学习的意义何在？”“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③ 这些言论一发表，立即使现行教育制度陷入了尴尬，引起教育界的紧张。其实韩寒作为一个个体，他不会对教育制度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大多数人还是按照现有的模式去发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韩寒的另类，而更应该把他当作一个个体、一名作者，从其作品、言论及其行为来看他的文化意义——公然向现行体制挑战，是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另类文化现象，即一种非主流文化。克拉克在《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说到：“一个社会不是只有一套思想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存在不止一个基本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将不止一种主要的文化形式在起作用。最充分地反映最有权力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结构和意义，在与所有其他的秩序的关系中将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文化秩序而存在，统治性的文化总是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而另外的文化形式，不仅服从这种统治性的秩序，他们也将与它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它的统治——它的霸权。”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