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五年来兴起的“国学热”渐趋平静，见诸报端的新闻与争论开始减少。这是预示着“国学热”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文化事件呢？还是意味着阵热之后的冷静思考，蕴藏着长期发展的契机呢？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不过要真正得出这个结论，就需要认真分析前一阵的表层上的热，提出和研究一些关于国学长远前途的深层次问题。 “国学热”的表浅性 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宣言、口号、事件和争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半是媒体的炒作和一些极端主张的喧嚣声。对于“国学热”而言，2004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既是集中爆发的一年，也是作为新起点的一年。 2004年，在编撰出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和举办“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的基础上，有人提出“少儿读经”的口号，并引发极大的争论；同样在这一年，“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人民大会堂盛大举行，闭幕式上发布了由著名学者发起、70位论坛成员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在这一年，被誉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的《原道》创刊10周年，并举办座谈会，邀请各思想文化派别代表到场发表关于儒教文化前途的意见；这年夏季，提倡新儒家和保守主义的一些学者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会议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亦称“龙场之会”。由于以上以及其他一些事件，这一年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 接着，在2005年也发生了好多事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人大校长在发表有关讲话时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文化的破坏和衰落归罪于五四，这种言论引起激烈争论；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对山东曲阜、上海、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等地孔庙举行的祭孔活动进行全世界现场直播。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应把祭孔活动办成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祭”，甚至有人主张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自然又引起激烈争论。 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国学“老板班”，某文化公司在北京举办中国国学俱乐部，这一类消息都引起了批评和争议：一是因为这种班收费奇高，二是有人对这种形式能否真正弘扬国学表示怀疑。此外，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等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孔子、庄子、古典名著和历史引起批评，而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也引发叫骂，等等，都是与“国学热”有或多或少关系的花絮。 以上历程似乎表明，“国学热”并不是一场有深厚根基的文化运动，它更多地表现为被媒体支撑和炒作的新闻风波，它吸引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一系列引起争吵的事件。孔夫子有云：“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现在在“热”中推涛作浪的许多人，却只是长于言辞而躲避埋头苦干者，他们或者热衷于发宣言、开会、搞对话录或访谈录，或者为种种开张、庆典、祭日办红白喜事。他们的大肆鼓噪和炒作国学不是弘扬国学，而实在是有悖国学的本质的。 国学需要复兴，国学应该热 但是，以上描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不是有关国学的“理当如此”。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深厚传统和丰富思想文化遗产的国家，现今的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中断与过去的联系，我们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交流，中文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是割不断、摆脱不了的。国学需要继承，是不需要证明的道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因为那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国学热”有关的争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近现代我们的文化传统曾经遭到破坏和中断，而且我们的传统受到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的挑战。所以，问题的产生不在于要不要国学，而在于对国学的衰落和曾经遭到破坏与中断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答，对国学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有正确的认识，对国学的内涵作出恰当的厘清。 我认为，我们现在讲复兴传统文化，准确地说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要让中国文化到世界上去起指导作用，挽救西方的危机，其实我们最真实、最直接、最紧迫的理由是，中国（大陆）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丢失和陌生，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叫人汗颜的一个例子是，内地最著名大学的校长在赠送文物礼品给台湾客人时，竟对上面的文句念不下去，在盛大的场合出洋相。名牌大学校长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很有趣并能说明问题。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同寝室一位年轻同学正在谈恋爱。他为了表示风雅，从《唐诗三百首》中抄录了一首送给姑娘，我读了之后，笑得直不起腰。他抄的是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位中国最高文科学府的研究生，只是朦朦胧胧感觉到这诗情意缠绵，却根本不懂其意，连诗中主人公的身份都一塌糊涂。他不知道把这首诗送给恋人是何等的不伦不类。 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 所以，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还债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我们在文化上欠债之多而言，刚刚兴起不过几年的“国学热”并不算热，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