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1月27日上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 访谈嘉宾：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顾海良 武汉大学校长 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 朱崇实 厦门大学校长 主持人 梁枢 主持人：欢迎四位校长。首先请允许我把这次访谈的缘起做一个说明。 这次访谈的动议来自于9月23日。那天晚上，我们利用国际儒联召开儒学大会的间隙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以学者为主体，主要从学理上对建立国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一些梳理，最后以“国学是一门学科”为题，刊登于10月12日的光明日报《国学》版，见报以后反响很大。当时在访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也很必要，但是呢，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这不单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在诸位校长的领导下，在你们的大学里，实际上已经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来运作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该不该设立国学学科”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在面对和思考“怎么设立”的问题了。这就使得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带有鲜明的实践性。 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请几位在国学学科方面已经做过试验、积累了相当经验的文科重镇的大学校长坐在一起，共同就这个问题做一个高端的访谈。于是我们分别跟纪校长、顾校长、徐校长、朱校长进行了联系，几位校长当即应允，欣然同意。说实话，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本以为这次访谈会因访谈者是校长的特殊身份而变得相当困难，但结果不到三天就完全落实了。我想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在各位校长的眼里，国学学科的问题很重要。正因如此，各位才会放下手头的各种要务，从各自的学校专程赶来参加这次讨论。这让我很受感动。借此机会，首先要向各位校长表示我个人的敬意。 一 主持人：纪校长您好！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您多年来在很多场合多次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先听听您的思考，谢谢！ 纪宝成：人民大学四年前成立了国学院。这就意味着，人民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认定国学是一个学科。不认定它是一个学科，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建立国学学科，通俗地讲，无非是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为国学要一个“户口”，就是要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制度性地体现国学合理性。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个战略方针不光是对全党全国提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对教育文化界提出来的。这里面首先要明确，要以学术界为主体。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一般人不具有研究的能力，主要应该靠专家、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去研究。这就需要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就需要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在一个学科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道理很清楚。这样的问题反复论证有什么意义？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我们要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研究，为什么一席之地都不肯给？我们感到很奇怪。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十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十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连续三年提出来要求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然后就是论证研究，研究了三年了，仍没有结果。 任何文化都有历史局限性，所以要全面认识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世界上连续五千年的文明延续下来的，只有中国了，其他文明都中断了。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当中有古典学这个学科，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另一个源头是希伯来文化，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与之对应的学科有神学，在神学中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代人服务。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门学科叫做美国学。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学科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我对这点很不理解。 清王朝于1904年颁布了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学科分为八科，相当于现在的学科门类。第一个就是经学，下面是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经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到了1912年，当时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把八科变成了七科，把经学砍掉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消失了。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等等，这都是进步的。在那个时候如果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还按照中国传统模式来运行，中国就会继续落后挨打，实践也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过了近百年，回过头来看，我们得承认，当时的激进主义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今天弘扬国学不仅仅是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 当然也有人讲，你们说的传统文化这些东西，在文史哲的科目中也能保存下来。这个讲法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人之所以现在还懂得一些传统文化，就是因为在文史哲的学科门类当中还保留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人懂得老祖宗的一些东西。但是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第一，它是分科的，而中国传统学术讲求贯通、融通。因而第二，文史哲不能涵盖传统文化所有内容。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是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我反复说过，像《盐铁论》这样的著作，本质上就是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的作用大一些呢，还是市场的作用大一些呢？但是《盐铁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有多少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读过？仅仅从文史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不仅我们的视野非常狭隘，作为总体的传统文化也被分割了、肢解了、断裂了。现在的学科既有越分越细的趋势，也有综合化的趋势。国学就是一种综合的、跨现行学科的研究，所以我们讲国学是一个学科，是有充分的学理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