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视觉文化转向 舒也（南京大学）/《天津社会科学》，2009.5.46～51 随着社会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文化权力开始走向多样化。文化权力是一种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来影响他人意志的权力。在文字媒体阶段和印刷媒体阶段,文化的传播必须通过文字中介来进行,而接受教育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往往限于一定的群体,这就必然出现“文人”这样一个阶层,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和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尽管受教育和从事文字工作的群体正在扩大,但“文人”往往以“文字精英”的身份垄断了文字工作的权利,随着印刷传媒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出现,“文人”通过文字传播来影响大众意志的文化权力达到了顶峰。 到了电子影像媒体阶段,通过电子影像的文化传播,不必借助文字这一符号中介,通过高度虚拟化的“拟像”,公众可以直接加入到文化传播行列中来,“文人”作为“文字解释者”的社会角色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文字精英”的文化空间开始遭到分割。特别是在一个视觉影像传媒占主导的时代,文化资本来自出镜率,娱乐明星等文化人物开始与“文人”一起共同执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开始被分解并走向零碎化。与文字文本的边缘化几乎同步,“文人”的社会角色亦开始走向边缘化,“文人”的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动摇,整个社会的文化权力结构出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尽管新的文化权力分割后的文化结构正在形成,但出现在大众文化空间的,则是一些相对较新的面孔。 在以电子影像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化时代,电子影像媒体正在成为新的“权力媒体”。由于电子影像媒体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社会传播来影响公众意志,因而正如德布雷所声称,媒体正日益成为一种权力。媒体掌握了影响公众的权力,媒体拥有对公众的巨大的影响力,大众传媒正日益成为一种统治公众的“媒体帝国主义”。布迪厄曾声称:“电视就是暴力。”这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它部分地揭示了在电子影像传播阶段,媒体权力如何僭越而成为对公众的文化暴力。电子影像媒体的文化权力有可能转变为施加给公众集体的“媒体暴力”。与“镜头就是意识形态”相类似,媒体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有可能将它的意志强加给公众。媒体刻意要向公众表现一个“人咬狗的世界”,以至于媒体将人类真实的生活世界“妖魔化”了,这一不真实的虚拟世界有可能造成对公众的欺骗和不利暗示,充斥于电视媒体的色情、暴力镜头对公众的不利影响,早已为社会学家们所关注。媒体通过其符号传播的暗示,来达到对公众的影响,进而通过它所提供的媒体人物,对公众进行角色规范和角色压迫。而且,媒体的文化权力有可能遭到利用,金钱、权力等因素都有可能利用媒体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并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公众的文化暴力。 我们都是赛博格 ——信息时代的文化新景观 陈静王杰（南京大学）/《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6～109 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赛博格随着新媒体升级了,有了新的特征和变化。电子公民,是赛博格新的名号之一,个体在现实与虚拟之间游走,拥有了新的电子身份,也就是斯科特·巴克曼所言的“终端身份”。这种身份是一种“明白地双重接合”,指向的是当下信息文化所产生的新主体性的控制论循环。威廉·J·米切尔则在他的电子三部曲中为我们描述了在一幅有关赛博格在电子城市中的新图景。他指出,个人所拥有的个人电子装置使得个体成了一个无线身体网,这一网络使得这些装备得以像一个集成系统一样运行,并把它们连入全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在这种个体与外加环境界限的消失中,个人以植入的方式融入周遭的环境之中,因此,“对电子人来说,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动摇了。人与己的区别可以重构。差异变成了暂时的。”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认识和使用城市,而人的眼睛、耳朵、肌肉、手、甚至大脑等生理器官都与外在的电子装备相结合,其所获得的感知也是基于电子化之上的虚拟感受。基于此,我以为,米切尔所言的“我们现在都成了电子人”的论断就不再是预言或者无稽之谈。 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赛博格是对人类在信息社会中主体性的文化新表征,这种文化表征不仅体现着个体与技术的关系,而且,它也为人体在面对日益扩张的信息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参照系。一方面,人类从诞生伊始,就从未停止过对自身以及自身与外物之间关系的探索;另一方面,外在环境的日益变化及技术的推陈出新又对人类的繁衍、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影响和复杂作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不仅渐而形成了今天个体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同时也造就了个体内在的身体和心灵。赛博格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进程中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标志,它所表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作为一幅文化图像,它所展现的是信息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