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人”与“亚圣” 据说，毛泽东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让人颇费猜想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1]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特别强调鲁迅在当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地位，自己不过是鲁迅的“学生”，还是在“文革”中后期那个特殊年代里，看到自己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统一人心，在自得中又夹着深深的失望和落寞，实在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道出了实情：圣人者，思想导师、精神偶像之谓也，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对当代中国——特别是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在相当的意义上已经被“偶像化”了。毛泽东和鲁迅到底谁在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谁是“第一等圣人”，也许并不重要，但说他们二人共同打造了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抵不会太过[2]。 我们不妨先回到历史，回到“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看看那时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 那段历史可以大体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这期间，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鲁迅作品是重点选择对象。像小说《故乡》、《孔乙己》、《药》、《祝福》；杂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都是那一代少年和青年耳熟能详的篇章。当然，那时的青少年不能说都能读懂鲁迅的作品，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对不觉醒人民大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的“阶级观”，以及他的“韧”的战斗精神和“痛打落水狗”、对敌人决不宽容的彻底革命思想，却一直哺育着他们，伴随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而毛泽东关于鲁迅那段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更是为一代学子所熟知：“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伟大领袖”的高度评价，无疑有助于那一代青少年把鲁迅偶像化，而经过官方特别选择的鲁迅作品和鲁迅思想，对他们更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经典性和神圣性，鲁迅的思想和好恶也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 这时，“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似乎在社会上并没有流行，但各种政治运动却层出不穷，规模较大的就有：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肃清胡适反动思想”运动，“肃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到“百花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以意识形态专政为目标，通过批判和斗争普及着“毛泽东思想”：政治是统帅，一切都要服务于政治，对形形色色“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和打击，禁绝一切思想和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进行长期改造，不间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等等。 在这期间，鲁迅那些被意识形态选择出来的“思想”，与上述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只有个别之处有所差异。例如：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官方的意识形态则把它们归入鲁迅思想的“局限性”，或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前的鲁迅思想。但总的来说，鲁迅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是居于“领袖”地位的。其作品和文童虽经意识形态选择和诠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色彩，没有完全被整合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反右”后到整个“文革”。我之所以从“反右运动”划开，是因为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上，逐渐突出出来。其间（1961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曲折，到1962年以后，则变本加厉，直到整个“文革”进入毛泽东的“神权”时代。这期间，先是“战天斗地的大跃进”和“反右倾”，1962年下半年始在全社会开展“阶级教育”，“向雷锋同志学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大学毛主席著作”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再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此时，毛泽东完全被神化，毛泽东思想不但被神化，而且形成了具体、固定的表述：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到了“文革”初期，全国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除《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和各种选编本、《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之外，只有少量马、恩、列、斯的书，连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的一些选编本也都不见了。 此时，“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鲁迅思想则从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相对独立意义被纳入毛泽东思想范畴，成了“毛泽东的鲁迅”。有意思的是，这时的鲁迅仍被高高地举着，他几乎成了唯一一个未被打倒和取缔的现代作家。在《毛主席语录》之外，未正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大抵由一些“造反派”自己编选印制），也合法地在社会上流行。在“牛鬼蛇神”的批斗会上、大批判文章上、打“派仗”的辩论场面上，除了“最高指示”，人们也广泛引用鲁迅的一些话。有此殊荣的，除了马、恩、列、斯之外，也就是他了。1972年后，经过官方严格编选的鲁迅各种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斗争任务开始出版。这时的毛泽东是地道的“圣人”，而他则是“亚圣”，以毛泽东思想“辅佐”的形式同毛泽东共同统治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例如，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批孔反儒文辑》，就在“出版说明”中说：“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他的许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给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击。学习鲁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前深入批林批孔，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都有重大意义。”显然，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是被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识形态笼罩着的，他对传统文化专制性的批判，在这里仅仅变成了“批孔反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