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這個論題引發了不少論争。其中部份的争論，屬於市井之言，無關乎學術；另一部份議論出自學術名家，但不免意氣用事，予智自雄，而失諸一偏；還有一種是比較客觀公正的學術論術，但由於某些原因，在學術深層理念與實質的認知上，也不免有偏（尤其是對西方學術和由西方主導的中西比較上的認知）。 一、中西比較的立場 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光明美好的理想，和灰暗醜惡的現實——如同《紅樓夢》裹“風月寶鑒”的正照與反照二面。在中華傳統的“博愛、大同”理想的背後，是“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個人現實上的計較。在“民爲貴，君爲輕”的理想底下，是現實上“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的嚴“上下之分”的體制（《史記·儒林列傳》）。同樣地，在美國《獨立宣言》宣示的“人類生而平等”的理想背後，是其後美國百多年的奴隸社會（連簽署這《宣言》的人也有很多是奴隸主），和二百多年來美國社會歧視非白種人的現實。① 中國傳統社會也有奴隸，但不論奴隸是男是女，一旦和自由平民結婚，便成爲自由平民，生下的子女也是自由平民；在美國，黑人奴隸，與平民結婚後還是奴隸，生下的子女也代代都是奴隸。② 美國號稱民主至上，到處大力宣揚民主政治理想，而在現實上美國的印第安人，直到1929年才勉强算是有民主投票權（實際上在很多地區這也沒實現），美國的白人女性，直到1920年才在名義上勉强算是有公民投票權，但實際上在很多地區，美國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女性公民要到1969年才真正有投票權。③ 强調中西歷史文化不同者，常常會在有意無意中犯了類比不當的錯誤；或是把西方文化的亮麗理想和中國文化的灰暗現實對比（後者當然遠遜於前者）；近代的中國新儒家們則反其道而行，把中國人的道義理想（如“大人者與天底萬物爲一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西方人的功利短視的現實行爲相比對；另一種更不倫的比對則是把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西方相比——古代的中國當然遠比現代的西方落後得多。 正確的中西比較，應該是： （1）古代西方的理想屑和古代中國的理想層對比；古代西方的現實層和古代中國的現實層對比； （2）現代西方的理想層和現代中國的理想層的比對；現代西方的現實層和現代中國的現實層的對比。 很多論析中國文化（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的文化整體）的人會否認他們是在作中西文化的對比，甚而强烈譴責這種類比。但他們用西方的理念來批評中國文化，在深層思想理念上講，卻是一種未經反思或不自覺的類比運作。最新西方的學術理念（包括源自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和源自德國的“詮釋學”）都認爲“每個人總是從他的主體立場爲出發點出觀察、去分析、去理解的”，因而都無可避免其“主觀性”的成見，科學知識也不免如此。當代“科學知識批判學”的宗師庫恩（Thomas Kuhn）認爲所謂“科學真理”也不過是一時代人們共同的“主觀成見”（如牛頓時代的“機械宇宙觀”），這“共同的成見”成爲這時代的真理“典範·模式”（paradigm），符合這“典範·模式”的便被公認爲“客觀真理”（如牛頓的“萬有引力論”）。一旦這時代共識改變了（paradigmic change），原來被認爲是真理的便不再是真理；人們新的共同的“主觀成見”（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多元相對觀”），又產生出新的真理“典箱·模式”，和符合這新“典範·模式”的新的“客觀真理”（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④ 因此，認爲自己的立場是完全客觀的人其實是在自欺欺人——“主觀成見”極强，而不自知。上述用西方的理念來批評中國文化，而不自知或否認是在作中西類比的人，正是這種人。應對這困境的首要之舉，是承認自己主體主觀的立場而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論析可能產生的“偏見”。這是我論析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場——我對中國國學的論析離不開中西對比或類比的立場和視野，但卻是上述的經過自覺和反思的“中西比較”立場（相關論析，見下文引述慕斐Rhoads Murphey的《綜合報告》）。⑤ 二、爲“國學”正名（一）：國學、國粹與國故 近年關於“國學”的論争，有不少是質疑“國學”作爲高校一學科的正當性；這包括：（一）“國學”的定義範圍和內涵；（二）“國學”能否成爲現代學術體系裹的一學科。⑥ 這問题牽涉太廣，下面衹在關於這問題的一些基本事證略作論析。 “國粹”與“國故” “國學”可指“國粹之學”，也可指“國故之學”。“國粹”與“國故”二詞，都帶有强烈的價值批判含義。國粹的價值含義是正面的，和“國渣”相對比；前者代表的是一個國家過去最美好的最值得自豪的因而最值得保存的傳統，屬於上節所論的文化的“理想層”。⑦ “國故”則帶有負面的價值含義，指的衹是過去存在過的，但是已死去（“已故”）的東西（如“故紙堆”）。不過由於“過去”屬於“歷史”，而歷史學是中國在近代引進的西方現代學術的一重要科目；既然現代有人提倡發揚“國粹”，反對者（如胡適）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或徑行斥之爲“國渣”，於是采取了自以爲是的價值中庸之道“用西方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國故之學”）。⑧ 但在號稱“語言分析的20世紀”，基於語言分析翠的立場，“國故”意指的不但是過去，而且還隱喻著“陳舊”（如“故紙堆”和“故衣”）和“已死”（“已故”）的意義。因此“整理國故”不是客觀科學的立場，而是帶有在價值觀上很嚴俊的貶斥義。要解決“國粹”與“國渣”（或已故的“國故”）在價值觀上的争議（這争議在當前尤其激烈），論争“國學”，是不可或缺的了 “國粹”與“民粹”據考，“國粹”這個觀念較早可能出自日本。根據上述的“語言分析”，對“國粹”一詞的淵源的考論，除了其直指的正面意義（歷史考證）之外，還有其“隱喻／聯想義”。“國學／國粹”既然出自日本，其隱喻／聯想義便是：這原本就不是中國傳統的東西，又不合現代國際的學術學科理念，那便是一無是處了。此說法分析論證起來，大有問題。 和日本的國粹理念關係密切的是德國的“納粹”——“納”是“na”的音譯，意指民族國家（nation）——因此“國粹”便正是“納粹”。從“文化語境”分析而言，德國的“納粹·國粹”，在20—21世紀受1930—40年代國際政治的影響很大。這對當代德國的思想文化界乃至一般德國人來說，還是極嚴峻的論題。⑨ 撇開國際政治的衝突與偏見和成王敗寇的價值觀，而從歷史文化分析立場上看，“納粹”的主要理念是——“德意志民族是歐洲全史中最高貴的純種日爾曼後胤”，因而保護或恢復這純粹的本質是德國的天職。⑩ 這“純粹日爾曼”理念，在歷史上有其長遠深厚的根源，可追索到歐洲遠古文化的源頭。但當時還沒有德國，沒有“國粹”，而衹能是日爾曼人的“民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