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學：身份認同與學科設置 梁濤（以下簡稱“梁”）：最近國內興起了國學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就是在這個背景中建立起來的，作爲一位外國學者，您是如何看待國內的這次“國學熱”呢？ 安樂哲（以下簡稱“安”）：我個人認爲，可以從不同的立場來看待这一現象。首先，是“全球化”的立場。“全球化”有兩個不同的意涵：其一，是我們所熟知的“麥當勞化”，即啟蒙時代以後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理念、開放市場、理性技術等等。在這一情勢之下，每個國家都面臨“身份認同”的壓力，這是一個大問題，尤其在現代中國。所以我個人認爲，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需要加强“自我瞭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其二，“全球化”的另一個意涵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需要彼此瞭解、彼此尊重，並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全球化。在這個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中國的民族身份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所以我認爲國學的興起，反映的是一種現代的需要。第二個立場是從學科設置上來考慮，我不太清楚中國大學的教育情況，但就美國而言，我認爲芝加哥大學是全美最好的大學。爲什麽這麽說呢？因爲芝大不僅有歷史、哲學、人類學這些專門的學科，而且在單一的學科之上，還有著眼於學科之間溝通的項目（program）。我們知道，不同的學科有各自不同的辭彙、不同的方法，所以學科之間的溝通十分困難，比如哲學的語言就很難與歷史學進行有效的對話。芝大的program就是在各學科之間進行融會的一種項目。如果用生態學來做比喻的話，那麽一個群落交錯的生態區（ecotone）是最豐富、最具生命力的。所以在大學中，國學應該是屬於學科之間溝通項目的層次，與單一的學科有所不同，它把各個單一學科綜合在一起，是一種非常健康的設計。 梁：人大提出建立國學院，針對的就是目前國內教育界照搬西方模式，學科劃分過細過窄，各學科之間缺乏溝通的現狀。而這一現狀與傳統學術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中國傳統學術講求文史哲不分家，但現在被劃分到不同的院系。還有，傳統的經學也被肢解了，《詩經》被放在文學系，《左傳》是在歷史系，《易經》在哲學系，也有在文學系的，但研究的方法和側重不一樣。而傳統學術中講求“通經”，如果一個學者能“通”五經，就被稱爲“通儒”，這在當時是很高的稱謂了。 安：說得不錯，這就類似于對一個漢學家的要求，他要學一些語言，學一些歷史，學一些哲學，還要學一些文學，然後就可以從這些不同的視野來理解中國傳統。談到“國學”，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在國外，現在有專門的婦女問題研究、黑人問題研究等等，這是因爲社會中存在著性別歧視、種族歧視這樣的實際問題，所以新學科的建立是爲了面對一些新問題。就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而言，由於長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影響，使得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不够自信。所以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中國人都有必要加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瞭解，實現與傳統的對接。 梁：我有一個感覺，近代以來中國人對自己傳統的理解往往是在引進、學習西學的背景下進行的，離開了西學這個參照系，反不容易對自己的文化做出全面、深刻的認識。 安：對。我個人認爲，對現在的中國來說，引進西學是一件相當健康的工作，美國的建立源自移民，所以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是講求“和而不同”的國家，而像英國、德國這類文化比較純粹的國家，就不如我們具有吸收力。所以開放性和相容性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如果國學變成了一種保守的東西，衹是想保護固有的傳統，這就是不好的了。 梁：是的。有人考證“國學”的概念最初來自日本。日本明治維新後確立了“脫亞入歐”的國策，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種反彈，一些學者開始擔心日本的民族性模糊了，想弄清日本自身的文化是什麽。於是就從當時所受的西方文化開始回溯，先是回到傳入的中國文化，再回到中國文化傳入以前的狀態，他們把那個時代的文化叫做日本的“國學”，主要是神道教這些內容。 安：在這方面，日本與中國形成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對立。日本的國粹是排斥外來文化的，而中國的國粹是實驗主義型的：衹要外來的文化是有益的，我們就利用它；如果是無益的，就拋棄它，具有一種相容並蓄的胸懷。 梁：所以人大國學院提出“世界視野中的國學”、“當代的國學”，我們一方面要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因爲你不能沒有根；另一方面又要和西方文化結合，學習西方的東西。不過，人大國學院成立後，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爲既然美國沒有自己的“國學”，英國沒有自己的“國學”，那麽，我們爲什麽要搞這個國學呢？你認同這種說法嗎？美國有自己的“國學”嗎？ 安：有，我們有專門的美國研究學（American Studies）。美國研究學不是每個大學都有，但在夏威夷大學，它是一個非常大的研究機構，主要由文學與歷史綜合而成，類似芝加哥大學的program。同時，夏大的美國研究學與你們的國學有一點類似之處，就是二者都帶有對現代問題的關注，不單限於瞭解傳統，而且關注傳統文化與現代的民主化、自由觀念、環境保護等重要問題的關聯，即從文化傳統的立場來觀照現代文化。 梁：這實際是一種雙向批判，即立足于現代批判傳統，立足于傳統批判現代。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主要是一種單向批判，立足于現代尤其是西方文化來批判傳統，所以比較注重從西方思想中尋找精神信仰，但是後來發現，自由主義並不能够在人生信仰方面提供太多資源。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就發生了一些變化，認識到在涉及人生信仰、安身立命的問題上，還要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尋找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