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从其萌生之始就伴随有大量的仪式化活动。义和团的仪式活动，规划了团众行为，融洽了团民的关系，确立了团众的共同敌人，消除了团民的陌生感受。而仪式对戏曲神灵的借鉴，则反映了晚清社会独特的信仰混杂状况。义和团的仪式具有东方行为学的特殊的符号化意义。① 本文在前人研究义和团仪式的基础上力求做一些资料补充、理论阐释和拓进思考工作。 一 团众以群体性肢体语言融会成制度化的集团舞蹈 早期的义和团首领如朱红灯、于清水等多为江湖艺人出身的游浪人士，其所倡导的各种仪式均有泛江湖化特征。其中将江湖艺人的杂耍技艺纳入仪式，则为早期义和团仪式的普遍规程。江湖杂技过渡到重大仪式，此过程实际上完成了艺术向礼制的转换，是醉感的原始舞蹈朝庄严的礼仪制度进化的质的飞跃。所谓立坛仪式就是设立坛场的仪式，通常包括摆香案、祭祖师、上香、磕头，此种仪式有时又称为“安炉”。直隶省《宁津县志稿》曾对本地义和团的仪式做过详尽记载。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并委派精明能干的团民为大师兄或二师兄、三师兄，主持炉房的事务和训练，下设文、武先生帮办。人数过少的村，合并到有炉房的大村。谁去安的炉，谁就领导这里义和团。大师兄经常骑着马佩着明晃晃的大刀携带随员到各村检阅和训练。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两旁排列枪刀剑戟。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义和团民的服装：兑字团、坎字团都戴罗帽；乾字团用黄布裹罩头；都是短装、束腰带、扎腿，衣有袖箍，颜色有红、灰、蓝不等，但同一炉房的团民服装是一致的。各村义和团吃宿集体，不吃荤、不吃葱、韭、薤、蒜，吃粮自给，或由富户供应。如富户张敬先不答应，该村团民上了法，砍了他的肩膀，随将粮食献出。 团民多系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每天上法习武一二次。习武前，焚纸香，磕头触地，掐诀。所谓掐诀是两手都从小指起挨次攀压成m状，然后面向东南双手一揖，默念咒语：“东南山请师父，上山教徒弟，下山教徒弟，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虎豹神，虎恶神，南海观世音。”念毕即喘大气、瞪眼睛、跺脚。武先生跪问：“什么神下山？”“……神”。武先生又问：“使什么兵刃？”“钢刀一把”或“长枪一竿”。递过后，习武者就抡舞起来。不一会，武先生说：“××神归山吧。”习武者即卸法恢复原状。有时对习武者用刀砍、用枪戳，叫做“过刀过枪”，练的枪刀不入就算成功了。（实际上不是真砍真戳。）同道不同炉的全团民有时互相到炉房跪拜，叫做“拜炉”，集合各村团民检阅，叫做“会团”。潘大师兄会团时，吹海螺，刀矛林立，马队数十匹，并有新武器（斜五眼），给养车数辆，声势浩大。②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涞水事后，天津仍无多匪，间有习者，未敢公然设坛。（拳教谓其公所为‘坛’，亦曰‘炉’。）”③ 义和团成员中包括了少数财主家的人和地方士绅。这些加入义和团的士绅，“彼中谓之香客”。④ 士绅入团，经常成为“文坛”成员；文坛的职能主要是念咒、治病、管钱粮、出谋划策以及从事其它一些文字工作等。宁津县刘春台曾说义和团中，“有文先生管写算、信件来往。有武先生管队伍，领大旗，喊口号。”⑤ 文坛不直接参与武装斗争，只为义和团做后勤、指挥和杂务工作。 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具有相似甚至雷同的一面，义和团的立坛仪式里包括了繁琐的禁忌项目，如规定参加者数天内不能与女人同房，须戒斋净手，立坛时禁止窥视女人等。天津义和团曾“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一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⑥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匪党令人家烧香勿简断，向东南时时叩头，无何，又喊令每家均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其上。……是日，匪且不令妇女出至街墀，且不准在窗棂内，向街墀觑看。”⑦ 义和团的收徒仪式还有浓厚的家族特征和乡土风韵，“其称头目曰大师，曰老师父。小头目曰大师兄、二师兄。”⑧ 义和团作为一种新崛起的大型群体性团队，不可能丧失内部等级秩序。义和团将其秩序的确立看作是仪式的主体性任务。 早期义和团曾利用杂技、武术、杂耍、戏法吸引大众，这是他们的初级做法，当义和团作为一个团体而发展、演进到集团化、组织化阶段后，原先那种高度夸张的系列性肢体语言，就得以凝固成一种固定的程式，转变成团体凝聚力的徽号，固定的肢体语言就逐渐具有了权力和等级的内涵。于是，群体性的肢体语言和动作就朝规范化、舞蹈化和普及化的方向迈进。义和团仪式的动作学意义初步建立。 动作很快转化成了权力的过度性象征物，或者说义和团首领特殊的动作语汇会帮助团民完成集体性、归宿性暗示活动，并向刚加盟的友邦展示新权威的程序。由此可见，即便是最原始简单的人体动作，经过符号化编程的过滤后，有可能进化成制度，肢体语言依然可以转变成为权力秩序的象征体。 晚清的请安、作揖、叩头，都是肢体语言，又是礼仪生活，还是权力制度的基础。义和团引杂技、武术、杂耍、戏法入礼仪，即浓缩性完成了动作的礼仪化、制度化、权力化、秩序化改造。义和团完成了简单的艺术性动作朝复杂的权力符号改造后，其内部的仪式核心就随即转变了，义和团民更加热心于对杂耍类法术的向往，而逐渐忽视了杂耍、戏法的艺术价值。时人关于义和团的记载大多都有团民练功的描写。义和团“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⑨ 仅就义和团仪式的动作性而言，团众仪式的舞蹈性很突出。义和团的练拳仪式，主要体现在降神附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