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境（context）与文本（text）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其最初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学方面，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第一次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对二者做了严格的界定[1]。此后，这种对语境与语义的区分性的研究，不仅在语言学范畴里得到了深入性的探讨[2]，而且迅速波及到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马林诺夫斯基分别于1923年和1935年提出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一对概念，其最初目的虽然是为了帮助欧洲人正确理解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谈话内容，但根本目的却还在于解释语言和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3]。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语境与文本的关系，而且是在不偏废文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语境。而以鲍曼为代表的美国表演理论学派则主要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运用[4]。之后的一些现代学者已不再执著于功能主义的单一视角，在阐明仪式象征意义及其内在逻辑的同时，更为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权利的关系。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类学家格尔兹，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文本的集合体，而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努力从当地人的生活中去解读这些文本，尤其是要理解他们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因为每一种社会生活中都必定包含着对其自身的解释[5]。格尔兹研究的是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生活“文本”与其更为深阔的地方历史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格尔兹的研究范式来说，因对地域有相对狭小的限定因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关于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当首推对此有开拓性研究的顾颉刚先生，虽然他最初的本意是想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但是从学科发展来看，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此后，这种将文献材料与历史演化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不断地被沿用于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依据这一研究范式，虽然有很多研究者在孟姜女故事的历史演进和地域传播方面的研究上，为我们补充了一定的新材料，但无人能与顾颉刚先生比肩。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从追溯故事的起源、解析故事的演变、挖掘故事的含义、介绍故事的分布等方面进行探讨[6]。从内容来看，多是对旧材料的反复征引；从研究范式来看，一方面难脱顾颉刚先生孟姜女研究的窠臼，另一方面，体现了只注重文本分析而轻视与文本相关的语境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静态的文本出发对故事的原型、母题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成果也很有限[7]。近些年来，有很多学者对顾颉刚的故事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指出了它的局限性[8]。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试图对孟姜女故事进行突破性的研究，目前取得较大进展的是孟姜女故事的“在地化”研究[9]。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在研究范式上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材料方面也为民间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就目前的一些“在地化”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把孟姜女传说置于宏观的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进行分析，极少涉及孟姜女传说文本的微观区域语境研究，这样就很难注意到民间传说与民间生活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就很难将民间传说的内在特征与作为语境的乡土社会做结构性的互文阐释。 基于上述有关语境与文本的研究理论以及孟姜女传说的研究现状，本文将以在山东省淄博市淄河镇“幸福溜”8村搜集到的22则孟姜女传说文本为例，尝试着将其置于当地村落语境中，从当地人的生活出发对它们进行解读，进而在此基础上理解当地人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 一、淄河：孟姜女传说语境 特殊的地理、历史及人文景观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孟姜女传说文化空间。淄河镇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南部，迤逦齐长城依山势而筑，粼粼淄河纵贯全境。战国时期，淄河地区作为齐国南部边陲重镇，留下了众多的遗址和传说。其中，齐长城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生在梦泉、城子一带的孟姜女故事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此可见，淄河地区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中，汉代刘向《列女传·贞顺篇·齐杞梁妻》格外引人瞩目：“杞梁之妻无子……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遂投淄水而死。”这其中暗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哭崩之城与所投淄水应该相隔不远，另一个是杞良妻哭崩城投淄水是之后孟姜女传承的重要情节。恰巧淄河镇的大部分村子都临近传说中的“齐长城”，其中城子村处于齐长城与淄河的唯一交汇之处，暗示了此地处于孟姜女传说的早期发源地以及重要传承地的位置。调查结果显示，以“孟姜女哭城赴水”为“标志性情节”的孟姜女传说至今仍生机勃勃地传承于淄河一带，尤其是在城子村、梦泉村更是异常丰富[10]。这些重要的历史、地理及人文信息构成了孟姜女传说的特定文化空间。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趋于杂糅状态的村落语境构成了特定的孟姜女传说体系。淄河镇的大部分村落分布于山区，此次调查的8村都坐落在当地人所称的“幸福溜”[11]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保存了孟姜女传说的古朴风貌，同时，封闭的时空文化环境形成了他们相对封闭的心态，使得他们对本土文化圈以外的文化所知不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多数故事讲述人的讲述过程中，会不断提到“只有识文断字才会讲出来，不识字是不会讲的，特别是那些农村妇女是不知道什么的”[12]。而随机调查的一些妇女也多以“不识字”为由拒绝我们的访谈。这说明村民还是非常相信“白纸黑字”的权威性。在他们的观念里，掌握民间文化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在众人面前讲唱不仅显示了自己的地位和自豪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掌握民间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和听众对其话语权行使的认可。在这种封闭自足的村落语境中构成了特定的孟姜女传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