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 [修回日期：2010-07-10] 尽管国际道义的问题已被国际政治的纷争现实撕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当今强势文化挟道义自居的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甚至被等同于强权政治干预他国事务的借口，以至于在国际政治中一谈道义就会被取笑幼稚天真。但实际上，国际道义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无处不在。①冲突中的国际政治各方，无论哪一方都会寻找道义理由，为其国际政策和行为辩护。 在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区域主义(regionalism)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鉴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整合和合作取向，而这样的取向在国际关系中又被普遍认为是可取可求的，因此区域主义中的国际道义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但是，从整个世界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关系范式的进化来看，②区域主义的发展还是存在一个方向上的道义把握问题。本文首先讨论区域主义的国际道义问题，然后分析区域化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一般国际道义要求的趋势，指出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超级国家取向存在着国际道义的危害，最后阐述大国在区域建设中所应负的国际道义承担。 一 区域主义的国际道义 对国际道义进行一般的讨论并非本文的目的，不过可以首先指出的是，对国际道义最大的理论范式争论存在于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也有人译为“社群主义”)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之间。③共同体主义认为共同体本身构成了独立的道义个体，和个人具有不同的道义格位，而世界主义认为个人权利才是最终的道义依归，个人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两种范式间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又和国家理性的兴起及其对公民理性的压抑以及公民理性当代的某种回归的大背景有关。古代政治被认为是符合个人要求的道德生活，而现代国家兴起后，道德和政治就被分隔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国家政治出现了对普遍道义的背离，或者说国家意志和行为被赋予了另一套不同的道义标准。④笔者在这里并不想讨论两者之间谁对谁错，或者按康德的说法，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⑤而是要讨论区域主义中的国际道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和这两大范式之间的争论有关联。 不过，鉴于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本文并不准备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而是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原初问题着手讨论。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或问题领域形成于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构建讨论，无论哪个学派，不管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抑或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都在诊断世界危机的根源以及国际秩序的和平基础和保障。⑥由此可见，和平应该是国际关系最高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和目标，是否能够促进和平秩序的建立应该成为判断各种秩序主张的重要道义标准。这样的价值、目标和标准无论对于国际关系还是国内关系都应该是适用的。 在对和平问题的诊断中，有一种整体性的判断是认为现代国家的体系碰到了问题，用“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二元范式来说，就是在主权原则的强化下，国家理性发展到了极致，对权势、利益和安全毫无节制的追逐被正当化，征服、战争和奴役因此成了必然的体系产物。简单的批判、道德和普遍理性的回归只能是留给哲学家做的工作，⑦对于国际关系学者和政治家来说，现实一点的思考则是如何可行地改造这个具有内在问题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在全球性的改造还没有可能之前，⑧区域层面的实践就成了一块体系改造的试验田。这就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源起逻辑和时代背景，除了法德和解与欧洲和平，区域主义所被赋予的其他种种目标和理解都不在当年一体化之父的考虑范围之内。⑨ 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最高道义标准出发，国际关系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主权的绝对性而造成的体系的无政府属性，主权国家间的功能性合作可以在国际无政府和世界共同体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联通的桥梁。⑩尽管后来由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as)发展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对传统功能主义的去政治化路径并不赞同，但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国家间合作来约束主权的绝对性，以此来消除战争的根源。(11)这种约束国家主权，向国家间的合作机制转移相应权力的主张被人们称为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早期设计者来说，所有的努力都在构建一个超国家权威，让·莫内(Jean Monnet)正是看到各成员国在进一步欧洲联合方面显示出来的踌躇以及国家权力对超国家权威的压制，才坚持不愿连任煤钢共同体的高级机构主席。(12) 可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向却隐藏了另一个问题，即一体化所形成的超国家机构本身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主权载体。因为上述对现代国际体系的批判是针对主权本身，并不关心主权的载体是谁，它可以是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国家机构。(13)如果说新形成的一体化机构获得了高于各成员国的权力，那么只要它还是区域性的，从根本上说就还没跳出主权的范畴，区别无非是一个范围和规模更大的主权取代了原先若干小的主权。这种一体化机构越来越多地获得主权属性(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发展我们称之为超级国家化，新的统一实体取代原先若干个国家，成为一个超级国家(superstate)。 二战后的区域主义研究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第二波始于80年代中期，被人们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14)这两波区域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区别是，前一轮更多的是对区域内部建设的探讨，而后一轮则明显开始把区域置于一个全球框架中，作为整个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来处理。(15)导致这种区域主义转向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区域被赋予了应对全球化的功能，而成为一个超级国家无疑是对全球化最有力的区域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