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彼此间会在种种不同情势下，就一个重大的、涵义丰富和复杂的争端问题进行经久较量。此类国际较量的范例显著地可见于例如冷战史，并且也富有启示地可见于例如晚近或当代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 四大经典范例 几度以严重危机形态出现在美苏冷战史上的柏林问题较量可谓一个经典范例。1947年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后，以很大的决心力图解决一个对大西洋联盟体系的形成及其全球优势至关紧要的问题：既将德国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服务于加强西方，又使一个复兴了的德国由于被西方“包容”（先是经济上、然后是政治和军事上）而唾弃其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不致再度成为西方的祸患。从复兴德国西占区经济并将它与西欧经济彼此交织开始，到紧锣密鼓地筹备建立西德国家，美国及其盟国的行为终于激使斯大林实施“柏林封锁”，美苏两强第一次濒临开战边缘。然而，美国政府报之以低烈度但坚毅持久的西柏林空运，斯大林完全未能达到制止建立西德国家的目的。①随后，东西两个德国的正式成立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界限最终落定，而柏林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苏两国间的一个特别重大和经久的、实质性和象征性兼具的较量场所和“考验场地”。 1958年11月，踌躇满志、鲁莽冒失的赫鲁晓夫发动冷战史上所称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力图在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但又易受伤害的薄弱点上靠威吓取得成功。他的估计并非没有道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多少倾向于大致接受他关于西柏林的要求，因而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立场大相径庭。②然而，赫鲁晓夫昧于西方同盟内幕，且不免外强中干，因而一再推迟摊牌期限。 1961年6月，再次踌躇满志的赫鲁晓夫又一次鲁莽冒失，发动第二次“柏林危机”，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则外表强硬，内心恐惧，倾向于必要时撇开西欧盟国与苏联单独谈判，并在事实上断然拒绝波恩政府坚持的德国及柏林统一原则。③赫鲁晓夫的赌博一直持续到翌年10月下旬，其结局人所熟知：苏联导弹之被迫撤离古巴不仅宣告古巴导弹危机结束，而且宣告柏林危机平息，赫鲁晓夫差不多连续六年（从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威胁对英法本土进行火箭攻击算起）的恐吓外交破产。随后开始的美苏缓和逐渐发展到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柏林分割照旧，但从此再无关于该城的根本争端或激烈较量，直至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和其后东德消亡。 可以说，美苏柏林问题争端以四方协定告终。就此而言，这场经久的较量没有一个清晰的和决绝的结果：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危机迭起的争执到头来不分胜负，似曾解决亦未解决，以致要待18年后由当时与柏林争端并无多大关系的东欧剧变给它画上完全的句号。全非如此的是中美之间就美台断交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经久较量，还有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前提条件（“三大障碍”）的经久较量。 1949年4月底紧随“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④从此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他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先后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将美国与台湾政权断交当作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坚定不移和不可更改的根本前提条件，1954年以后又添上废除是年年底缔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包括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⑤。近30年经久较量的结果，是中国近乎大获全胜：在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⑥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⑦ 中苏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三大前提条件的经久较量同样以中国全胜告终，只不过它在苏联日益深重的内外交困形势中，所需岁月与中美之间的上述较量相比短得多。⑧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建议双方就此磋商。邓小平立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做出慎重但积极的公开反应，其中强调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是年盛夏，邓小平在中央内部提出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以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为条件，那就是“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按照这一坚定不移和从未更改的根本立场，中国政府从当年10月开始，与苏联政府经特使举行数轮政治磋商，其战略指导方针是邓小平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这是一场经久的较量，“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然而，苏联势难长久坚持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立场。1985年7月底，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显示在前两大障碍问题上苏方立场有重要的积极变化。有鉴于此，邓小平一个多月后公开表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经过四年的持续较量，1989年5月中旬，在中苏外长《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其首要核心内容为驻柬越军应在1989年9月以前完全撤出——发表之后三个多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终于像邓小平为会晤确定的主题那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