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化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代国际社会产生的过程至关重要，并直接关乎对国际社会前景或乐观或悲观的认识。在本文中我重点关注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国家体系》中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假定，如果各行为体之间不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一致性(cultural unity)，国家体系就不可能产生。”[1]33这句话推断出“文化一致性”是某种与国际社会截然不同的东西，并且先于国际社会而存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也承认怀特所研究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历史个案“皆建立在共同文化或文明基础之上”[2]16。因此，怀特的论题支撑了英国学派关于不同文化模式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假设，一方面文化模式被理解为文明区域；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被理解为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该假设最直接的形式是：共享文化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推断出第二个假设，即一个超越了原有基础向外扩展从而缺乏共享文化的国际社会将是不稳定的。 这两种诠释提出一种构想：文化对于国际社会既可能起到支撑性作用，也可能具有破坏性功能，差异取决于二者（文化和国际社会）在地理上是否相连。这些假设的一个难点正如艾伦·詹姆斯(Alan James)所评述的：怀特如此宽泛地使用“共同文化”概念，以至于尚不清楚他所说的共同文化是代表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感，还是仅仅意味着一些较为肤浅的构成契约社会的商定规则。[3]277-278 我在本文中将集中探讨非稳定性假设，这是英国学派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非稳定性假设的接受，导致英国学派总体上对后殖民时代国际社会的前景持悲观态度。[4]随后我通过对比国际社会扩展历史的两种不同诠释——先锋(Vanguardist)模式和调和论(Syncretist)模式——来考察非稳定性假设，并试图弄清楚国际社会未来将如何发展。先锋模式的阐释强调欧洲在国际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地位，突出文化是从西方输往世界各地的单向传播论。调和论模式则重视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文化传播通常是流动和交互性的。这两种解释都旨在对英国学派思想中依然牢固的欧洲中心倾向提出质疑，并开启一种认知方式以重新设想世界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借助上述两种阐释及其推论进行研究前，有必要谨记在其之前存在两种关于全球国际社会如何从古典时代后期进化而来的扩展模型。在古典世界里，几个文明中心并存，它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从这一起点出发，达成全球规模国际社会的一种方式应该是古典世界各个文明中心随着彼此间交往增加而得到扩展，由此要求它们制定出游戏规则，用以调解其所置身的多中心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国际社会可能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是整个体系由一个文明中心接管，所有文明都被吸收到核心文明特有的规则、规范和机制中。这种单一中心模式接近于对实际所发生之事的大部分历史叙述。 国际社会扩展的先锋模式阐释(A Vanguardist Account) 我使用“先锋”一词意指军事战略和列宁主义思想中共有的一种观念，即在社会运动开展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主导因素。在先锋模式看来，全球国际社会的成长几乎完全是西方扩张的作用所致。自16世纪以降，欧洲权力的崛起迅疾碾碎了美洲的两个文明区域，侵蚀并最终倾覆了欧亚大陆的四个文明区域。及至19世纪末，整个国际体系近乎或者是按照欧洲的映象被再造，例如在美洲和澳洲；或者是直接从属于欧洲，例如在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或者是孤注一掷地设法赶上欧洲以避免被殖民的命运，例如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中国。欧洲权力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互动水平急剧而持久的上升，而且表明西方的价值观和机制——所谓“文明标准”——以帝国方式支配了整个体系。依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观点[5]247-250来看待这个过程，局外人可能因为受到直接的胁迫而效仿核心，抑或是出于算计或赞成。无论其中蕴含何种机制，亦不管其逻辑依据是什么，结果是一个次全球先锋(subglobal Vanguard)以其自身的政治形象来重塑世界。这种解释仰赖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严格区分。在解释一种文化取得支配性地位的突破中，先锋模式不可避免地大肆强调总体上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强调先锋文化的例外性。与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帝国话语一样，例外论不仅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从高等到低等的文化等级论，而且会把人从种族上分成三六九等。[6]219-242[7]201-213[8]49-98由于先锋模式建立在文化和权力差距基础之上，它对于权力分配的变化方式高度敏感。 先锋模式对于国际社会扩展历史的叙述包含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经历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独特的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出现和巩固，此时的国际社会是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各种机制建立起来的，包括主权／不干涉、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大国管理。[2]27-40[1]153-173[9]138-262这一时期通常被描述为早期发展阶段，源于欧洲文明的内在活力，因而在文化上是与众不同的。第二阶段自15世纪末起，伴随欧洲经济与政治权力扩张而来的是国际社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通过不平等的殖民扩张形式，但是也与逃脱了殖民化命运的非西方社会发生了冲突。[10][4][9]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第三阶段是去殖民化时期，第三世界以平等身份成为全球国际社会的成员。去殖民化终结了基于“文明标准”划定的双重国际社会，独立与主权平等几乎成为无条件的权利。先锋模式历史叙述关注的焦点进而转到普遍成员身份快速转向的重要性及这种转向对于国际社会的内聚力所提出的问题。[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