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中亚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政治转型真正开启。然而，近20年的政治转轨实践表明，吉至今非但没有建立起稳固有效的民主制度，反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的中亚“民主岛”开始步地区别国后尘逐步回归权威主义政体，其政治转型陷入“民主—专制”的怪圈，并出现了诸如政权体系脆弱不堪、宪政危机不断、政府更迭频仍、政局动荡不安、政治运作非制度化等一系列劣质民主因素。尤其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4月上旬发生的政变可谓是吉10余年政治转型绩效的真实写照。 那么，为何西方民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找不到支撑点？究竟哪些因素使吉民主化政治转型发生畸变并出现恶质因素？长期以来，学界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部势力等方面对影响包括吉在内的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因素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解读。以政治文化为例，多数学者主要是从伊斯兰宗教文化和苏联政治文化等层面来分析总统集权制的成因及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最能体现吉游牧政治文化传统的部族主义这一深层动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吉国内学界对此问题早有深刻的认识。诚如吉总统战略研究所前所长B·鲍加特列夫曾指出的那样：“很遗憾，只能说在独立的17年间，我们国家没有政治、也没有思想意识斗争，唯独有的就是部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而吉驻马来西亚前大使P·热比科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的政治所反映的就是各个部族因财源再分配而进行斗争。”①事实上，吉自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始终处在“部族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中。部落、血缘、权贵织成的网络与家族体系拼凑成了吉国政治大杂烩，从而影响了其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转。 政治转型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②。通常情况下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法律、章程等属于正式制度，而价值观念、习惯传统、伦理道德等文化现象则被视作非正式制度(或称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现实表明，非正式制度的生命力要比正式制度更加顽强持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对制度的正式规则具有较大的塑造作用。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政治由制度构建，而制度又为历史所构建。西方学者帕特南则认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③我国学者罗荣渠教授也曾指出，“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④。总而言之，“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⑤。 与所有后苏联国家一样，吉政治转型是伴随着诸如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构建而展开的。但实际上法外制度比提供政治体制框架的法定制度对其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从而致使吉民主化政治制度发生异化并失灵，出现了非制度化运作现象。也就是说，组织或公民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常会采取一些与现代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相违背的非常态的政治行为。可见，吉政治发展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实体，关键是缺乏依法行事、对制度有着充分尊重的制度精神。对此有吉国内学者指出，吉“现阶段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遵守规则的传统”⑥。而导致此种境况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部族主义文化传统紧密相关。 由于长期遭受外来帝国入侵与征服，中亚国家缺乏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相对于乌、塔等中亚农耕文明国家，游牧吉尔吉斯基本上没有能体现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部族主义作为一种体现和反映本土游牧传统与习俗的政治文化，在吉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并在民族政治心理中被根深蒂固地保留下来，从而影响了当代政治转型。当然，影响吉政治转型低效运作的环境因素固然很多，如经济的、苏联制度遗产的、外来势力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导致吉民主化政治转型出现劣质因素的深层动因则在于部族主义文化传统。本文将就部族主义对吉政治转型所产生的危害及负面影响给予阐述与分析。 二 部族主义的概念界定 部族主义与“部族”有着直接的关联。长期以来，由于翻译及其他方面的缘故，学界及相关辞书对“部族”(英文“Tribe”，法文“Tribu”，俄文“клан”和“род”均包含有此意)概念和称谓的理解和界定并不是十分统一，与“部落”混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目前我国学界对部族和部族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非洲方面，且研究成果相对有限。根据我国辞海的解释，“部族”的主要含义包括：(1)我国历史上指聚居的部落。最初指一个族体；后指一个族体内部的各部分，部族在此处是部落和氏族的合成。(2)对氏族、部落之后，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的译称。源于俄文народность等⑦。西方学者通常把“部族”理解为由现实或臆想的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紧密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群⑧。在一些非洲学者看来，就民族共同体发育的历史进程而言，“部族”是由若干氏族和部落组成的一个族群，其发展水平各异，大体上处于氏族和民族之间⑨。吉尔吉斯和俄罗斯研究者的“部族”概念比较宽泛，将“部族”视为是由血缘纽带以及文化和地域关系相联系的大型亚民族群体。吉学者М·安瓦尔别克认为，西方学者的“部族”概念用吉尔吉斯语可以有两种表达形式：即“兀鲁克”(урук)和“兀鲁”(уруу)。其中“兀鲁克”主要指依靠现实血缘纽带联系的小部族；而“兀鲁”则指密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其成员之间不仅有现实、而且有臆想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共同体⑩。综合以上分析，有关“部族”概念的理解和界定本文采用吉学者对“兀鲁”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