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5月为惩罚伊朗核计划而签署单方面制裁的行政命令以来，“伊朗核问题”已经存在了13年。13年以来，伊朗在发展核技术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联合国安理会从2006年起已相继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1个警告决议和3个制裁决议，新的决议也在酝酿之中。但在安理会的压力面前，伊朗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争取到了4年的发展时间，伊朗核技术水平已经在制裁年代里有了明显的提高，有关伊朗“研制核弹头”的传闻和“军事解决”的推测也出现于各国媒体，“核问题”在逐渐向“核危机”演变。 伊朗的核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伊朗核危机到底会如何收场，需要从多方面展开探讨，而探讨的结果只能是更多的担忧。 核武器的持有者与核不扩散体系的无奈 一般来讲，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核武器问题上，各国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存在着“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并于1970年3月生效后，这种不平等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保留核武器，但不得输出核武器及其制造技术，而其他国家则不可以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中国是1992年3月正式递交条约加入书的，因此中国对该条约也承担相应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5个国家，恰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个主要战胜国和当今国际体系的缔造国，对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在核武器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属于“大国核武器”。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仅是“大国一致”的宣言，也大体表达了188个签约国的共同愿望。但在条约生效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压力，于1998年5月以11次核爆炸的竞赛方式同时挤进了核武器拥有国的行列。世界在震惊之余意识到，这两个多次交战的夙敌同时拥有核武器，或许会避免新的战争，于是就采取了默认态度，一些制裁也只是程序性的，无碍大局。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属于“定向核武器”，尽管违法，但被容忍。 不过，如果伊朗也拥有核武器，局面就不一样了。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夙敌在南亚的核竞赛，伊朗和伊拉克这对夙敌在中东的核竞赛也曾经紧锣密鼓。两个国家的核计划都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伊拉克核计划的哺育者是苏联，伊朗核计划的哺育者是美国；伊拉克的首座应用性核反应堆的提供者是法国,伊朗的首座应用型核反应堆的提供者是德国。20世纪70年代的竞赛高峰期，伊拉克领袖萨达姆说：“你要问这世界上的任何人是否想拥有核武器，他都会告诉你说，他想拥有”；伊朗国王巴列维说：伊朗“毫无疑问会以世人想不到的速度拥有核武器”。 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扭转了两伊核竞赛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核竞赛的进程。革命后的伊朗以西方为敌，自然失去了西方的支持。在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空军的8次轰炸严重毁坏了伊朗未完工的德国反应堆，以色列的空军则彻底摧毁了伊拉克即将投入运行的法国反应堆，两国间的核竞赛不得不中场停歇。 战后，萨达姆错误地入侵科威特，引发了联合国授权、美国主导、有40多个国家参加的解放科威特的战争，萨达姆不仅“被打回了老家”，还接连承受了13年的制裁，莫要说恢复核计划，最后连政权都丢掉了。萨达姆的错误导致伊拉克核计划的彻底破灭，意味着阿拉伯人输掉了同波斯人的核竞赛，同时也意味着伊朗的核计划从此成为西方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眼中钉，不可能不受到严控和高压。恰似印度和巴基斯坦中的任何一方弃核，另一方也必须弃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里被认真地派上了用场。 简而言之，无论是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是根据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基本认识，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都会“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当今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装。 伊朗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难以补偿的高昂代价 早在1957年，美国就同伊朗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协议，那时候的伊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坚定盟友。两年后，美国帮助伊朗在德黑兰大学建立了核研究中心，向伊朗提供了实验型核反应堆。1974年3月，巴列维公布了他的宏远规划：在1994年建成总能量为2300万千瓦的核电站(相当于23个目前俄罗斯帮助伊朗建设的布什尔核电站)。 一个石油输出国竟然制定了如此庞大的核计划，不能不引起世界关注。刚刚以盛大的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巴列维国王，丝毫不掩饰伊朗核计划的真实目标，于1974年6月在巴黎对媒体公开表示伊朗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核武器。当年年底，伊朗同西德联合电力公司签署了在布什尔建设两座总价值为5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协议，伊朗核项目年度预算也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1977年5月，法国也同意为伊朗建设两座9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 1979年4月伊朗新体制建立之时，布什尔的两座核反应堆已完成过半，其中一座完成了85％。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布什尔工程被迫中断，但伊朗的努力从未停止。尽管伊朗总理曾在1981年2月表示“核电站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核开发应该限制在研究领域”。但从1984年起，伊朗核计划的恢复步伐加快，大量留学生被派出学习，并在伊斯法罕建立了新的核设施。由于德国坚持在两伊战争结束后方能继续执行协议，有关伊朗开始向中国、巴基斯坦、阿根廷和瑞士等国寻求技术援助的报道随之频繁出现。据西方媒体最新披露的消息，早在两伊战争最艰苦的鏖战阶段，即1986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专机就从巴基斯坦秘密运来了用于铀浓缩的离心机样机与制造核弹头和运载导弹的设计图纸。显而易见，战争使得伊朗更深层次地意识到了建立核威慑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