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进化到规范退化

      近年来，对规范的研究成为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一个核心部分，它从根本上挑战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提出规范不仅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建构国家的身份与利益。综合当前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笔者认为迄今经历了两代：第一代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强调规范的重要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第二代建构主义规范研究开始探讨规范本身的演化，如国际规范的起源、扩散以及内化机制等，其代表人物包括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Checkel)、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①规范演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关于规范的退化研究，其代表人物是莱德·麦基翁(Ryder Mckeown)(见图1)。

      

      图1 两代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比较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规范结构既然是在互动过程中建构的，就可以在进一步的互动中被强化，或者被解构与再构。这就是说，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有两种可能，即正向建构与反向建构；国际关系中的规范演化也可能有两种演化路径，即正向演化(进化)与逆向演化(退化)。进化即规范趋向传播发展，退化即规范趋向衰落消亡。

      建构主义的规范进化偏好

      针对规范的进化问题，笔者将重点分析第二代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其中，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是当前规范研究的一个典型模式。“规范的发展可以用三个阶段来表示”：②第一阶段是规范的兴起。这一阶段中，个人、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等规范倡导者在原则信念或自我利益的推动下，利用有效的组织平台推动规范的产生，说服关键国家接受新的规范。第二阶段是规范的扩散。国际规范通过国际组织的传授、说服等社会化机制而扩散到体系中其他的成员，其中合法性、自尊感以及国家的声望等都是国家接受国际规范的主要动机。第三阶段是规范的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规范通过习俗化与制度化已被国家视为理所当然，大众不再就这一规范是否适当进行争论。下面，笔者将主要分析推进规范发展研究的成果。

      (一)国际组织的传授与规范传播

      当前，关于规范的产生、规范的发展机制，建构主义学者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其中，芬尼莫尔强调以“传授”为主的社会化过程，提出国际组织的“传授”是社会化过程的关键。切克尔进一步对芬尼莫尔提出的“传授”机制进行细化，提出传授机制包括战略权衡、角色扮演与规范说服。③其中，战略权衡机制是利用物质刺激的方式，只有在可获得的收益大于遵守规范的成本时，行为体才会接受规范，这是第一步。角色扮演是行为体在某种环境下承担某种角色，并按照该角色包含的规范行事，这是行为体接受规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规范说服，是试图使目标行为体相信按规范行动是适当的、正确的。这种说服最终使行为体经过反思而自觉地遵守、甚至维护规范。这是社会化的最高级阶段。芬尼莫尔等人关于规范进化机制的研究解释了规范发展的集体趋势，即大量国家在短时间内接受规范的现象，并得到了人权规范、欧盟规范等案例的经验验证。④

      (二)国家文化匹配与规范传播

      切克尔通过反思“欧盟规范”在德国、乌克兰和英国等国的不同发展程度，提出国家原有文化因素(观念、规范)与国际规范之间的“文化匹配”是决定国际规范能否成功扩散至某个国家的关键因素。⑤其主要观点是：当国际体系规范与目标国原有规范之间存在文化匹配时，国际规范则容易扩散，反之，就很难被接受。切克尔对文化匹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将文化匹配分为“＋”、“0”与“-”(正、零、负)三种情况。“＋”表示具体问题领域内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几乎一致，“0”表示具体问题领域内国内不存在对相应国际规范扩散的明显障碍，“-”表示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相互抵触。具体而言，文化匹配的程度由“＋”向“-”减弱。

      (三)地区规范结构契合与规范传播

      阿查亚将切克尔的“文化匹配”概念运用到地区层次，从地区层次对“国际组织传授”理论进行了创新。通过观察共同安全规范与人道主义规范在东盟地区扩散的不同结果，阿查亚提出“地区规范结构契合”是决定国际规范在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⑥他认为，当国际规范与地区规范结构越契合时，国际规范就越容易被该地区所接受，即国际规范将在该地区内发展；反之，则越不容易在该地区内获得发展。

      综合上述研究，笔者分别用“规范”作为自变量，“规范接受”作为因变量，同时提出核心因素——规范进化的机制——作为联系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干预变量。概括上述三项研究，如表1所示：⑦